美国民间组织亚洲协会北加州分会于8月28日举行了名为《风云变幻：报道中国的不断变化》（Shifting Landscapes: the Changing Face of Reporting on China）的线上讨论会。
美国民间组织亚洲协会北加州分会于8月28日举行了名为《风云变幻：报道中国的不断变化》（Shifting Landscapes: the Changing Face of Reporting on China）的线上讨论会。多位美国记者在会上讨论了近年来随着美中关系的紧张，他们在华从业环境的变化。
习近平时代 中共当局对外国记者更不信任
曾为多家媒体工作，在中国进行了多年新闻报道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副主任马洁涛（Mary Kay Magistad）,在会上谈到了外国记者近年来在中国受到的限制。她说：“过去十年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节奏。对外国记者更加不信任，限制更多，监视更多，拒绝采访更多。对于大多数或至少是许多外国记者来说，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外国记者受到的限制，比我自1995年开始在中国报道以来所知的任何时候都多。”
她分析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说道：“习近平对中国国内记者说过，他们的工作就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他和中国共产党还希望外国记者只讲述党想说的故事，或至少不讲述党不希望讲的故事。”
她也认为，近年美中关系的紧张对这种局势的形成也起了作用，并举了近年来的一系列相关事例。例如， 中共当局在2020年吊销了三名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美国政府则对五家中国官媒在美记者人数进行限制，将人数减少了约40%。此后，中国政府又进行了报复行动，对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在华记者进行了驱逐。
本次活动的海报（来自亚洲协会北加州分会网站）
今日中国与1980年代对外国记者的态度有何不同？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北京记者站站长史砚华（Ann Scott Tyson）在会上回忆了她于1980年代中期前往中国做记者时的经历。她表示在那个时候，外国记者在中国是一种信息渠道。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人们真的很兴奋并渴望与人交流，分享他们的故事。甚至有人向我倾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历，因为当时中国人内部充满了不信任，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发生了太多背叛。当时，我能够广泛采访地方官员和高级官员。我们参加新闻发布会时，国家最高领导人们都会在场。”
她表示，那时候的中国刚刚走出了文革，开始了改革，但现在大多数东西已经转向、中国改革肯定已经停滞不前。中国目前非常注重国家安全，在三年的新冠防疫封控期间，中国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但在中国的封控解除后，随着外国记者目前又可以前往中国各地，她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陕北农村之行。她描述了当地居民对她的态度，说道：“普通中国人很热情好客，我遇到的敌意几乎为零。当人们发现我是美国人时，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说我们的政府有他们的问题，但这不会影响到我们。所以这一方面真的很好。”
不过，她也提到，在她进行陕北之行的最初阶段，她受到过 中共当局的严密跟踪和干扰，这种情况之后逐渐消失了。她认为，这和习近平当时在陕西有关。在今年5月，习近平前往陕西进行了考察。
在华美国记者谈三年封控之后的社会变化及民众心态
聚焦中国事务的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记者吴健（John Ruwitch），曾在路透社工作多年。他在会上说，他曾在2019年12月申请赴中国签证，但随着新冠疫情爆发，签证进展缓慢。接着在2020年夏天，美中关系陷入僵局，所有签证都被搁置。在一年多一点之前，他才得以重新入境中国。
吴健谈到了近来中国的情况，表示“技术的无处不在”对记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让订交通工具的票和使用它们变得容易，但另一方面：“这么说吧，你永远都在某些人的注意范围内，或者说能够在某些人的注意范围内。比如说，坐火车无票旅行意味着，护照是你用来上车的东西。这样，你和那些可以监视你的人之间的距离就大大缩短了。”
他也谈到了他对中国年轻人的观感，认为地缘政治和政治局势的紧张，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情况下使得中国年轻人更有兴趣与外国记者交谈，并认为这些年轻人“生来就拥有比现在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以及更光明的未来。”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北京记者站站长刘美远（Melinda Liu）则在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她感受到的许多中国民众的心态。她表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三年中，中国的人们都希望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然而在目前封控解除的情况下：“他们走到了隧道的尽头，发现那是另一条隧道，只是稍微大一点，但这条隧道的尽头没有光，这只是一条长长的隧道。我认为这造成了很多心理上的沮丧和抑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