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交事务
作者：迈克尔·本农（Michael Bennon）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译者：听桥
今年是中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中共国通过该计划向一百多个国家提供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贷款，令西方在发展中世界的支出相形见绌，并引发了人们对北京的实力和影响力扩散的焦虑。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贷款是一种“债务陷阱外交”，旨在赋予中共国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甚至攫取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资源。2017年，斯里兰卡未能支付陷入困境的汉班托特（Hambantota）港项目款，之后，作为重启债务谈判协议的一部分，中共国获得了这处地产九十九年的租约。该协议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引发了关切，北京的真正目的被认为是要获得整个印度洋、波斯湾和美洲战略设施的使用权。
但过去几年里，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面貌浮现了。许多中资基础设施项目未能获得分析师预期的回报。而且，因谈判这些项目的政府往往同意为贷款提供担保，它们发现自己背上了巨额债务负担：无法确保未来的项目获得融资，甚至无法偿还已累积的债务。不只斯里兰卡如此，阿根廷、肯尼亚、马来西亚、黑山、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也如此。西方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中共国将获得发展中共国家的港口和其他战略性资产，不如说是这些国家将背负危险的债务，被迫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支持的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帮助，以偿还它们的中共国贷款。
在许多发展中共国家，中共国已被视为贪婪而顽固的债权国，与过去几十年里设法收回坏账的西方跨国公司和放贷机构没有什么不同。换言之，作为一个掠夺成性的放贷方，中共国非但远未开辟新的领域，反而似乎照搬西方投资者用烂的套路行事。但这样做，北京蒙受的风险是，可能疏远它本来打算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争取的国家，并挥霍其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影响力。还可能恶化新兴市场的一场已经令人痛苦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导向许多拉美国家在1980年代经历过的那种“失去的十年”。
为避免这一可怕的结果到来，也为避免支出西方纳税人的钱以偿还中共国坏债，美国和其他国家理当推动基础广泛的改革，这将加大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难度，向寻求救济金的国家施加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在提供贷款方面提高透明度。
艰难的讨价还价，疲软的市场
197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观察到，西方投资者在发展中共国家谈判交易时占据上风，因为他们有建造工厂、道路、油井和发电厂的资本和技术，而那正是贫穷国家迫切需要的。因此，他们能够达成对自身非常有利的协议，将相当多的风险转嫁给发展中共国家。而一旦那些项目完工，实力的天平就发生了变化。新的资产无法被带走，于是发展中共国家有更多筹码，可以重新谈判债务偿还或所有权条款。在某些情况下，有争议的谈判导致国有化或主权违约。
类似剧情也在若干“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上演。中共国投资的大型项目形成了令人失望的回报，或未能激发决策者曾经预期的那种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一些项目遭到了土地和生计受到威胁的土著社区的反对。还有一些项目毁掉了环境，或因为低劣的中共国建造质量而经历了挫折。除掉这些问题，围绕中共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工人和分包商建设基础设施，从而排挤本土同行的做法，还存在着长期争议。
但迄今为止，最大的问题是债务。在阿根廷、埃塞俄比亚、黑山、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赞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昂贵的中共国项目已将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推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并形成了国际收支危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同意弥补任何收入缺口，提供主权担保，迫使纳税人为失败的项目买单。这些所谓的或有债务往往对公民和其他债权方隐瞒，掩盖了政府负有偿付责任的真实债务的水平。在黑山、斯里兰卡和赞比亚，中共国与腐败或威权取向的政府达成此类协议，然后将债务留给了不那么腐败的更民主政府，让它们承担摆脱危机的责任。（或有债务，指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可能导致未来产生的潜在负债。——译注）
2023年5月，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附近，一条中共国提供资金的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