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担负或有债务，并非“一带一路倡议”所独有，也可能困扰私人融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债务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或有债务是欠中共国的政策性银行而非私人企业的，而且中共国正在展开双边债务重新谈判。北京显然还在进行艰苦的谈判，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越来越多地选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资金，尽管它们往往附带着苛刻的条件，而不是试图通过谈判从北京方面获得进一步救济金。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支持的国家包括斯里兰卡(2016年15亿美元)、阿根廷(2018年570亿美元)、埃塞俄比亚(2019年29亿美元)、巴基斯坦(2019年60亿美元)、厄瓜多尔(2020年65亿美元)、肯尼亚(2021年23亿美元)、苏里南(2021年6.88亿美元)、阿根廷(2022年440亿美元)、赞比亚(2022年13亿美元)、斯里兰卡(2023年29亿美元)、孟加拉国(2023年33亿美元)。
其中一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信贷安排到位后不久就恢复了偿还“一带一路倡议”债务。例如，2021年初，肯尼亚试图通过谈判推迟支付一个陷入困境的铁路项目的利息，该项目由中共国提供资金，连接内罗毕和肯尼亚在蒙巴萨的印度洋港口。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批准了一项23亿美元的信贷安排后，北京方面开始拒绝向肯尼亚其他中资项目的承包商支付款项。结果，肯尼亚分包商和供应商不再收到付款。当年晚些时候，肯尼亚宣布不再谋求中共国延长债务减免期限，并为该铁路项目偿还了7.61亿美元的债务。
对肯尼亚和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国家来说，风险是巨大的。这一波债务危机可能比以往严重许多，给一些本已脆弱的经济体造成持久的经济损害，并使它们的政府陷入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谈判当中。麻烦超出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每一美元用于偿还不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倡议”债务，都意味着有一美元无法用于经济发展、社会支出或对抗气候变化。
在当今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中，顽固的债权方不是对冲基金或其他私人债权方，而是全球最大的双边放贷机构，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债务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私人债权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向“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提供贷款的风险，这些国家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争吵不休的债权方当中，且无法获得维持本国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本。
隐匿的数字
北京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多重目标。首先，它寻求帮助中共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但也有一些私人企业)在海外赚钱，以维持中共国庞大建筑业的周转，并保住数百万中共国工人的工作。毫无疑问，北京还有外交政策和安全上的目标，包括获得政治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是确保获得战略设施。北京实施的大量微不足道的项目暗示了这些动机:不然，为什么要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委内瑞拉这样政治风险巨大的国家的项目提供资金？
但有关债务陷阱外交的指责是言过其实的。中共国的放贷机构最有可能只是做了糟糕的尽职调查，而不是故意要让借款方陷入债务泥潭，以求获得地缘政治上的让步。“一带一路倡议”贷款由中共国国有银行通过中共国国有企业向借款国的国有企业发放。合同是直接谈判达成的，而非通过公开招标，因此它们缺乏私人融资和公开采购的好处之一:一个透明的市场机制，以确保项目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结果不言而喻。2009年，黑山政府就修建一条连接其亚得里亚海的巴尔港（Bar）与塞尔维亚的高速公路合同进行招标。两个私人承包商参与了两个采购过程，但都未能筹集到必要的资金。因此，黑山转向中共国进出口银行，后者并不认同市场的担忧，目前这条高速公路是造成黑山财政窘境的一大主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估计，假如不实施该项目，该国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只有59%、但相反，那年该比率预计将上升到89%。
并非所有的“一带一路倡议”项目都表现不佳。如同其他“一带一路倡议”项目那样，扩建希腊最大港口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实现了北京承诺的双赢结果。但许多项目已令一些国家饱受沉重债务负担之苦，并对与中共国进行更深层次接触持谨慎态度。在某些情况下，谈判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和精英阶层获益了，但更广泛的人群却没有。
换言之，中共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确实给西方国家带来了难题，但主要威胁不是战略上的。相反，“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压力可能破坏发展中共国家的稳定，转而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制造麻烦，那些国家会转向这些机构寻求援助。
过去六十年中，西方债权方建立了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等机构，处理涉及主权违约的事项，确保债权方之间一定程度的合作，并公平管理支付危机。但中共国尚未同意加入这一团体，其不透明的放贷流程使国际机构难以准确评估一个特定国家陷入了多大的麻烦。
警惕和压力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新兴市场当前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他们指出，埃及和加纳等国欠债券持有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放贷机构的债务，超过了欠中共国的债务，而且它们仍在争取管控自己的债务负担。
但这些观点错误地描述了问题的特征：成问题的不只有“一带一路倡议”整体上的不良债务，还包括隐性的债务。根据《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共国向发展中世界提供的贷款大约有一半是“隐性的”，这意味着它们不包括在官方的债务统计数据中。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22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此类债务已导致一系列“隐性违约”。
隐性债务的第一个问题发生在一场危机形成期间，当时其他放贷机构不知道债务的存在，因此无法准确评估信用风险。第二个问题出现在危机爆发期间，当时其他放贷机构得知了这些未披露的债务，并对重组过程失去了信心。造成一场信贷危机并不需要太多的隐性双边债务，更不用说打破人们对化解危机的举措的信任了。
中共国已经采取了一些缓解这些债务（隐性债务和其他形式的债务）压力的措施。它向“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提供了自己的援助，通常采取货币互换和向借款国中央银行提供其他过渡性贷款的形式。这些援助正在加速，世界银行集团2023年3月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估计，2016年至2021年，中共国用那样的方式延期了超过1850亿美元的债务。但相较于传统的主权贷款，央行互换的透明度要低得多，这使得重组更加复杂。
中共国倾向于不披露放贷条款，不进行双边重新谈判，这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保护其经济利益，但也可能毁掉重组努力，因为这样做损害了任何一次重组流程都该具备的两大基本要素：透明度和待遇的可比性——即所有债权方将公平分担负担，并享有同等待遇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