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个个人过关问题，凡参加过政治运动特别是挨过整的人，都会感受到过关之难。就是这次庐山会议，我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检讨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柜，真货假货一起向外倒，除“里通外国”外，真是要什么给什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所以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
决心既下，接下来就是揭发的内容尺度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最高，认为在整个外交部，除刘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后自己内心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讲张闻天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得知的事情，就坚决不说。
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鸣，比例失调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等等。
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一起散步时的议论），主要的还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用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这也是我进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学习党史和研究张闻天的原因。
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我，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看法。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
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才18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对的，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
参加起草张闻天悼词
我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
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探亲，打听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回到北京，我没敢贸然去看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个简单但真诚的检讨，并且问到能否去看她，以便当面向她谢罪。
很快，刘英就回了信，欢迎我去看她，还说不要作什么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
一见面，我先作检讨，说对不起她和闻天同志，辜负了他们两位10多年的教导。由于20年不见，又感到羞愧和对张闻天的怀念，我这个很少失声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刘英却不同意我作检讨，反倒认为他们连累了我，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从此我同刘英恢复了来往，而且经常见面。
1979年8月25日，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这就标志着中央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
此后，中央批准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我是其成员之一。在这之前，我还参加了张闻天悼词的起草工作。那是1979年5月，曾彦修、徐达深和我接到通知，要为中央领导同志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这件工作我们三个人都感到棘手。我们不但很难掌握对张闻天的评价，而且连他的历史都不了解。因为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从来不对身边的人谈他的过去。例如我在他身边工作了10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更不知道他主持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和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因此我们写悼词简直无从下手。
我们除了拜访刘英以及其他老同志外，还得经过批准去中组部查阅档案，而中组部让我们看的档案又极其简单，因为主要材料都还保存在大三线的山洞里。所以我们起草的悼词就很简单，一些重要的评语和史实，如说张闻天“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等，都是送审后由胡乔木修改时加上的，并得到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审阅。加上去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写的。
（《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口述/何方，整理/周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