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进入延安五期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
两人的最后一次相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去张闻天家中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自此一别，直至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师生之谊”的二人再也未能单独见面。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忆起往事，更多的是对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那次对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与张闻天最后的谈话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交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张闻天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错愕，充满担忧。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中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飞来的横祸和连续20年的煎熬。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张闻天本人都没想到事情会有那么严重，照样嘻嘻哈哈的。他说，以后不让做这种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也好，甚至还谈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说是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
他哪里知道，怎么能让一个被认为“里通外国”的人去研究国际问题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嘛对国内问题发起言来了？他的回答是，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还做出失足状。
谈话间，通讯员送来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写道：“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张闻天）同志看这封信。”他看后显得很高兴，并顺手交给我看。我告辞时还说过几天再去看他。哪知这竟是我与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的住处）的最后告别，也是和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紧接着外事会议一开，不但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而且连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车、找人帮我打点运回。当时我虽然大吃一惊，却仍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一边为张闻天的命运惋惜，一边也想到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一定会受牵连，但又以为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几天，召开外事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达，大家开始揭发批判，说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一来，一些部门的党委委员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看来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备而来），其火力之猛烈和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见过的。
这样大轰大鸣了一个礼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开的外事会议就慢慢降温了，会议内容也变得很单调，集中攻击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问题。最后除主持人和会议记录外，就只剩下张闻天刘英夫妇、我们几个有干系的人和专门安排的一小批支撑门面、找岔子、施压力的积极分子了。
别看人数减少了一大半，张闻天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内容转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国”问题上去了。据其夫人刘英后来说，她以前没见过闻天落泪，这时却看他不住地流眼泪。拖拖拉拉开了两三个礼拜的会，由于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才只好停开了。后来再和军委扩大会一起听了几天中央领导的讲话，外事会议就正式宣布结束，反右倾的批斗战场也从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发张闻天
外事会议开始后，陈毅曾向外交部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一次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动员反右倾的报告。报告相当温和，还特别讲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说不能因为跟张闻天工作就受株连，要不然以后还有谁敢给我们当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几句话，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为这次运动会比较文明。可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会上会下压我揭发张闻天，要我对跟毛主席还是跟张闻天做出抉择，而且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得由办公厅主任韩念龙经人每次给一片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首先我必须强行转换一个观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我和张闻天过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现象，以偏概全。但是说张闻天反党反毛主席，我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我在与张闻天10多年的相处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证据。不管找得出找不出，当时直接面临着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张闻天之间的抉择。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只能选择跟毛主席这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