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有一篇记述“表叔”的文字《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写于1979年，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
黄永玉没有说明此人是谁。但据沈从文次子沈虎雏编写的《沈从文年表简编》，这位写信的作者应该是胡乔木。胡乔木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他在1953年9月间，写信给沈从文，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创作岗位做出安排。“沈从文感到踌躇，迟迟没有回信。”
在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1953年段中，有这样的记叙：“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他（沈从文）写30种历史人物小说，并安排他归队当专业作家。”严文井当时在中宣部及中国作家协会任职，这个部门在胡乔木的领导之下。严文井的出面约请，应该是胡乔木的指示。但沈从文经历了1949后的打击，“写作信心已丧失无余。”所以最终的考虑结果，仍然是继续封笔。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大致是195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午门楼上，举行了全国文物展，沈从文在其中担任讲解员。后来听人说毛泽东在闭馆时曾亲自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同他的人：“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回答是：“有沈从文。”毛泽东说：“这也很好嘛。”这让沈从文深受鼓舞。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被提名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在怀仁堂左侧的房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部分代表，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逐一介绍。介绍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已经离开文艺队伍，转行文物研究领域。闻听此话，百感交集，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话也没说。
接下来的日子，便发生了胡乔木写信的事情。这情景不由得使人揣想，如果没有高层发话，作为主管文化宣传的官员，胡乔木还能安排沈从文写稿吗？
据长期参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的袁鹰回忆：还在副刊筹备初期，胡乔木就帮助他们细心物色作者名单，包括一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鲜为人知的作家，如沈从文，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已经从文坛退隐，但乔木说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沈从文因此应邀写了一篇《天安门前》。在此之后，《旅行家》、《人民文学》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常有沈从文的文章或诗歌刊出。
然而，这样的写作光阴，随着后来不断的运动冲击，人就变得如同惊弓之鸟，很快又销声匿迹了。
时间到了1978年，胡乔木出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一年，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重新获得重用。上任之初，胡乔木便将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以便于他能顺利完成中国服装史的写作，并将沈从文调入时的副研究员的职称晋升为研究员。这年5月，沈从文致函胡乔木，对胡乔木表示感谢：“乔木先生：社会科学院将我工作关系，正式调过历史所，让我便于争取点时间，把在四人帮阴谋活动下受阻碍停顿了十多年的一些工作，早日完成，厚意深可感谢。”
因为胡乔木的帮助，沈从文又能开始他的服装史写作，但他的住房，却因几番折腾，越住越小。一家人分居在两处有相当距离的小房子里，吃饭住宿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铺开资料进行写作。这让沈从文痛苦不已。为此，他曾经给邓颖超、乌兰夫等官员写信反映情况，希望解决，但无下文。1978年9月，已经是社科院研究员的沈从文，给院长胡乔木写信，反映自己因住房狭窄无法开展工作的困难：“目下因住处过窄，材料分存数处，无从集中，即能集中一部分，也摊不开，工作难于取得应有进展，深盼得您帮助解决一下。不然，难免坐耗有限生命，无可奈何。”
很快，胡乔木便做出决定，为保证《中国古代服饰》写作的顺利进行，从10月6日起，由社科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包房作为临时工作室。在这里，沈从文和他的助手们，仅用了几个月时间，便对该书图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运用和增加了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文字方面除对原有内容进行了修订外，也增添了不少新的章节。全书完成后，约25万字，新绘插图150余幅，翌年1月，书稿交付轻工业出版社付印发行。
但沈从文的居住条件，依然如故，没有改善。直到1979年12月，社会科学院才优先分配给沈从文一套36平方米的新宿舍。但这个面积，仍不能宽展到在家中把文稿图片摊开来进行写作。而且这个新宿舍，在1980年5月迁入居住后，“因面对主要大街，日夜上万辆汽车经过”，沈从文这才发现身处强噪音环境，“常感精神疲惫，难以正常工作。在此后三年间，曾有多篇文稿在这里动笔，大部分没有完成。”
据胡乔木家人回忆，在分配新房之前，胡乔木曾经让秘书去沈从文家了解情况。秘书回来反映说，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他听后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前往。父子俩看到的情景是：两间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图片，走动都很困难，光线也很暗，冬天再安一个取暖的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但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怎么办呢？胡乔木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的两间平房。家里人也都支持这个决定，只是后来被主管部门否决了。
但困难又必须解决，这才“优先”分配给沈从文一套36平米的新房子。
在沈虎雏编写的《沈从文年表简编》中，1982年春节期间：“胡乔木独自来寓所访问。因新宿舍偏窄，多数资料文稿存放在若干纸箱中一直未能打开，来访时正值家人为清理图书稿件，房中大乱，只能和客人挤坐一角落，谈论研究室发展和新旧文学。”
此情此景，作为领导的胡乔木会如何感想？即便是在他关照下优先解决的新宿舍，其窘态依然如此，情何以堪？距此不久，英国《龙之心》摄制组到沈从文处采访，当一行七八人和设备进入卧室兼书房时，全部只能站着工作。
住房窄小也就罢了，只要心情宽松就好。
然而到了1983年，文艺界开展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其中也间接牵涉到沈从文。这年1月，老友朱光潜为沈从文文集《凤凰》写了篇序言——《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文中引用了沈从文的一句话：“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
朱光潜对沈从文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蹩脚倒霉的字眼”，给予高度赞赏，并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这原本是非常平常的文学评价，但在“清除精神污染”活动中却被提到了可怕的高度。有关部门特地派工作组进驻朱光潜工作的北京大学，强行将文章中有关“人性”的字眼删除。这件事让沈从文极为不安，觉得对不住老友，常常整天一言不发，表情凝重。
此时的胡乔木已经不再担任中科院院长，而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他对沈从文的评价，又转而和清除污染结合起来。
谈到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的表现，胡乔木认为，沈从文“和第三种人差不多。也写过一些政论文章，无非是说对左翼文艺只能疏导，不能堵塞，用的是向国民党献策的口吻”。谈到49年新政权建立后的情况，胡乔木用的是这样的口吻：“据我了解，他在解放后的态度是比较好的，也曾想写小说，后来安排到故宫博物院，离生活越来越远了，写了一些关于文物方面的文章和书。《中国服装史》是周总理要他写的，前后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文革中的表现，是不错的。”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完全是官员对下属的看法，如同政审鉴定；而对其在文学和学术上的杰出贡献，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视而不见，表现出一种毫不在意的冷漠。
沈从文是个很敏感的人，经历过多次运动，能分清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从这以后，他与胡乔木之间，就几乎没有了文字联系。此前的分房，看望沈从文，都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之前。当“清污”的幕布拉开，沈从文就明白彼此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政府官员与一个作家的关系。官员是按指定目标行事的，和感情没有关系。
沈从文住房和待遇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在1985年。这一年的3月18日，作家萧乾致信胡耀邦，反映沈从文在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随后，按中央有关部门要求，社科院党组向中央报告了沈从文的情况。当年6月29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沈从文按部长级待遇解决工资、住房和其他方面的问题。”1986年春，沈从文终于分到了一套面积较大的新宿舍。换句话说，他也像钱锺书一样，住进了“部长楼”。在宽大安静的房间里，他终于可以舒适地从事阅读，却唯独再也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把资料摊开来进行研究和写作了。
毕竟，廉颇老矣。
两年后，沈从文病逝。弥留之际，家人问他可有什么需要交待的？他回答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2023-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