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为申，1909年生，苏州人，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在清华任助教。1932年与谢瑞瑾女士结婚。曾随清华大学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他得到奖学金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学习生物化学。1950年6月他取得博士学位。1951年他回到中国。先在西北农学院工作，后被借调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1957年正式调到北京，担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副所长。他参与和领导了在中国大批量生产制造青霉素，也制造了链霉素、土霉素、红霉素，还试制了灰黄霉素、巴龙霉素和卡那霉素。我们都知道抗菌素是非常有用的药物。大概每个人现在活着的人一生中都服用过抗菌素。张为申对医药业和中国人健康的重要贡献是无可怀疑的。
1966年文革开始。8月，红卫兵组织广泛建立，暴力行动大规模升级。8月5日开始打死人。8月23日后，每日打死人的数字达到两位数和三位数。在北京，内部统计，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有1,772人被打死。文革结束后《北京日报》公布了这个数字1,772人，但是没有公布受难者的名字，也没有处罚打人者。多年来，我采访文革经历者，收集文字资料，做了调查和记录。有关情况，可以到我的网页上（ywang.uchicago.edu）观看。
张为申在工作单位受到“揭发批判”。
1966年8月28日，在北京天坛附近的抗菌素研究所，张为申和妻子谢瑞瑾一起在家中上吊。他们的门上有气窗，他们把绳子系在门框上。夫妻两人用的是一条绳子。但是张为申掉了下来。然后他赤脚站在金属暖气片上，抓住台灯电线，触电身亡。
张为申死时57岁。在美国，所有的博士论文都长久保存着。图书馆员很快帮我找到了他的论文。想到他已经去世55年，几乎无人知晓，特别令人悲哀。
三十年来，我一直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我听说过他们夫妇的死，可是无从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他们的工作单位也改了名字。2021年1月，我联系到了宋铭恩先生，宋先生是张为申的妹妹的孙子。他在张为申夫妇死后出生，2020年又得了一场大病。我对宋先生的工作十分敬佩，因为我自己的经验让我了解调查书写文革历史的艰难。
在我的2004年出版的书《文革受难者》中，有659名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难经过，在2019年翻译出版的日文书中，增加到850名。
几年来有人试图否认这些受难者的存在。他们说我写的是虚构“故事”，不是真实“历史”。“故事不是历史”成了新理论。
2500多年前，孔子路过泰山，听到哭声，让学生子路去看发生了什么。原来，痛哭的妇人的公公、丈夫都被老虎吃了，现在儿子也被老虎吃了，所以哭得非常悲痛。孔子问那你为什么还住在这里。回答是，这里没有苛政。
于是，孔子对学生说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话：苛政猛于虎。
张为申夫妇的死，在我心里引起的第一句话就是：文革猛于虎。
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夫妇一起“自杀”的案例。
可能很多人读过鲁迅的小说《药》。一对贫寒老夫妻的独生儿子得了肺结核，当时无药可医，所以买“人血馒头”吃（当时有些人认为肺结核病患者吃沾了人的热鲜血的馒头的“人血馒头”可被治愈。）但是这对老夫妇的独生子还是死了。现在说的“人血馒头”就典出于此。
鲁迅去世以后，四十年代发明了抗菌素，并随之进入大批量生产。抗菌素能杀死细菌，治好肺结核。抗菌素的发明者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文革害死了为中国人制造抗菌素的人。
这里还要指出，就在张为申家的楼下，1958年，另一名制造了治疗沙眼的医学家汤飞凡，在紧随“反右派斗争”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在这里加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在平常意义上说的“自杀”。他在他家中的床上吊死了。
文革和之前的“政治运动”害死了医药学家张为申和汤飞凡，作恶者遗臭万年！
张为申曾和他的老师高崇熙教授合作英文论文。高崇熙是清华大学建校时期最早的教授之一，曾任清华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高教授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再担任化学系主任，去清华化工厂工作。他服了氢化物，去世了。网上有资料说他于1952年去世，在他去世前曾去他家的著名学者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先生一起）记得是1951年去世的。
让我们记住受难者。
谨以此文纪念恐怖的“红八月”55周年。
2021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