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在云端研讨会上邂逅里瓦教授，会议主题是数字化与历史意识。在数字变革激发的心理和社会影响方面，他富有卓见，令我印象深刻。不久我去信请教，几个星期以后，我们频繁通信。我们决定合作，更新我三十年前的那本书《思维图》（Brainframes），书中讲的就是这一变革的早期躁动。我决定重新聚焦，将其奉献给中国读者。我还决定翻译他的《假新闻：活在后真相的世界里》，用作我在米兰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Milan）的教材，课程的意向是研究西方当前的意义危机（crisis of meaning）。为同一门课程，我还翻译了保罗·贝南蒂（Paolo Benanti）的《伟大的发明：从洞穴壁画到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演化》和论"后真相"（post-truth）的另外两本书：一本书的作者是安娜·玛丽亚·洛鲁索（Anna Maria Lorusso），另一本书的作者是毛里齐奥·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这两本书都论述当前极富争议的问题，非常精彩。这四本书使我的学生获益匪浅，促成了这门课的成功，最终还可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最发人深省的是里瓦对社会事实及对实践性社群依赖的分析，我稍后在这篇序文里再讲。
就假新闻一般语境而言，我想要说的是：（1）希望我所谓的认识论危机对中国读者有趣而有用；（2）为何认识论危机在西方尤其令人不安，在东方引起的不安却不那么严重。
一、为什么假新闻激增
假新闻可以回溯至历史的滥觞期甚至神话时期。在圣经传统中，人的堕落始于谎言。亚当和夏娃受魔鬼谎言欺骗，因而被逐出伊甸园。但到了历史时期，假新闻被何为真、何为假的社会共识淹没。假新闻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亚伯拉罕·林肯说："你能在一部分时间蒙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时间里蒙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蒙骗所有人。"
这句话今天仍然对吗？看来，对也不对，亦真非真。因为互联网，"人们"的构成变了。首先，人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的，因为网络绕开边界，把昔日未经测试的大大小小的社群混杂在一起了。其次，"人们"不再是单一的、始终一致的集体，无论在什么尺度上，无论在部落、社群、省份还是国家的层次上，都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和他们所处的地点相关。实际上，人们所在的地面本身就在移动。在地方性社群里，地面或联系人的物理基础不再是界定人的标准。社群不再完全是地方性的。全球恐怖主义证明，恐怖主义不再受地域局限。恐怖主义只需要可靠的即时通信，手机已提供这样的条件。第三，抵抗假新闻的规范性、自发式和不容置疑的社会凝聚力正在碎片化，分裂为新部落式的环境了；这样的环境与信念或与"实践性社群"有更大的相关性，而不是与地方性条件有关，朱塞佩·里瓦在本书里对此进行了分析。互联网提供了雪崩式的有价值服务，但同时也成为社会的迅速消融剂。
当前，全球的假新闻剧增，或是为了刻意误导人，或是无意之间误导人。无意之间误导人是由于假新闻的发送者不太知情。假新闻之所以剧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唾手可及，想说什么都可以编写、发表和发行。假新闻大规模流通的部分原因是：受众增多，新闻用户的平均智力水平却又降低。意大利网站Fanpage.it的主管弗朗切斯科·皮奇尼尼（Francesco Piccinini）认为讯息和媒介相比而言，媒介优先，他大概受到麦克卢汉的启发吧。他也强调受众的大增和新闻用户平均智力水平的降低"有几个方面的特征：用户在每条新闻上停留的时间短了很多，理解的水平下降，但受众面宽得多。最后这个特征不能低估：互联网使查阅报纸网页的人数剧增，几乎占意大利人口的一半。显然，你的受众多达3000万人或少到六七个人时，你不能认为，你处理的讯息类型是一样的；以六七个人为受众的新闻是在报摊上出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六七个人构成一个小小的利基，在第一种情况下，3000万人带有象征性价值。"
人们自我授权，在网上不受约束地传播自己的意见。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发表意见，理由各异，无论真诚或恶意、可靠或虚假，无论是负责任的确认或自动式的转发。问题的另一面是，假新闻找到心甘情愿的恒信者去填满他们的"共鸣箱"，即人的心理环境；在这里，一些没有教养、没有资讯或满怀恶意者的思想受到欢迎、被圈起来。这就是认识论危机的主要驱动器之一。
认识论研究人们如何建构意义。语言形塑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在此发挥主要作用，语言使人相信，他们观察或思考的对象非常逼近人能达到的"现实"（reality）。作用于语言的任何东西，讯息或媒介都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认识论在变的显著迹象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用许多方式质疑"现实"的观念本身。"常识"（common sense）是认识论危机的另一个受害者。
二、公共话语已然崩解
看起来，今天的人们不再能达成常识。在全球意义上，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文化、社会和个人议程都不相同。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和文化内的社会凝聚力完全靠新闻媒体。虽然不同的报纸支持不同的议程，但在同样的新闻保护伞下，人人都同意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分辨专业新闻和轰动性小报是比较容易的，耸人听闻的小报有时被称为"黄色"新闻。之后，社会粘合剂从报纸转向电视，理查德·尼克松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形成。电视由广告的威力即所谓"好新闻"主导，反映了繁荣和凝聚力相当强的时代；结果，大多数人维持了沉默无语的状态。
今天，所谓的大多数已不复存在，所谓沉默也不复存在。相反，大多数人从他们的共鸣箱里发出尖叫声，原因日益显著了。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2021年11月辞去行政总裁职位。那个月，暴民攻击美国国会以后，推特决定禁止特朗普利用这个平台，多西解释这个决定背后的问题时说道："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但我骄傲不起来；归根到底，这是我们提倡健康对话的败笔。这些问题使我们分裂，限制了我们澄清问题、救赎和学习的潜力。这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力量夺走了全球公共会话的一部分。"
数字平台为任何人提供机会，无论他是否真正掌握资讯，他都可以进行新闻的采写，尤其是新闻的传播。结果，社会凝聚力迅速瓦解。但假新闻仅仅是当前认识论危机数字基础的驱动力之一。朱塞佩·里瓦这本书分析假新闻的语境、成因和效应，笔力精到细腻。假新闻的另一种驱动力不那么明显，却同样至关重要：用算法取代意义。
三、算法的源头
常有人想，算法是最近的发明，特别与数字变革相关。但实际上，算法一词可以回溯到9世纪的伊朗数学家花拉子密（AbūʿAbdallāh Muḥammad ibn Mūsāal-Khwārizmī），及算法这种概念可以回溯到亚当夏娃。按照标准的定义，算法是一连串指令，用于解决一类具体的问题或执行一种计算。稍加引申，算法还有另一层意思：算法是促成行为的信息。所以从观念上来看，语词也可以称为松散的算法。实际上，一切传播都起到算法的作用，算法就是意义的发轫。感知的信息对身体起作用——亦对思想起作用，那是根据感觉到的情况行动的指令，比如逃亡或搏击的指令。根据感知指令的紧迫性，感官给予我们的信息是即时的，只需要最低限度的解读。而数字算法则截然不同，因为算法不需要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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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是首批独特的人的算法。在1725年出版的厚重的《新科学》（New Science）一书里，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提出最可靠、最简单的解释，说明语词如何生于简单的发声、吼叫和咕哝，这些声音既伴随手势和动作，又是手势和动作的延伸。
不过，语词出现和发展之前，感知是指引动物行为的主要算法。了解周围的环境是基本的生存惯习，对人对动物都是如此。当然，人和动物之不同在于有无语言。这一差异使语言成为我们演化的基础。在动物的生活中，呼叫、动作或体态有其他动物能解释的意思，连昆虫界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发现，连植物也能解读同类的意思，即使它们不是解读鸣叫，至少是解读震动、摇曳和晃动。相反，人类把呼叫转化为语言，以反映和协商人类生活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不过，初期的语词仅限于直接需要，因此它们的算法基本上与呼叫和手势的"算法"功能是一样的。文字滥觞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到来了。
口语词开启了经验和解读的分离，但文字到来之前，口语词始终从属于感知——维科如是说。文字使语词和意义的关系形式化和稳定化，收窄了可能的解读范围，造就了一个新的维度，更多地反映科学和一般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和知识的发展更为相符。把语言从听觉转化为视觉时，言语就从交流工具变为中介工具了。阅读养成了一种"意识"机器，即内在的心理实验室，以解决人的生活中更复杂的问题。文字固化辞书、科学论文和哲学里每一元素的意义。如此，书面词就带上了感知的算法功能，不仅把这种功能延伸到个人，而且通过成文法、先例记录、图书馆和文牍，把算法功能延伸到整个社会机体了。
四、数字化正在剥离语言的意义
然而在今天，数字化可能全然消除解读，构成威胁，因为它不聚焦于意义，只注重书面词语的外形，自动翻译里就是这样的情况。数字化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效应之一是，在不懂任何一门语言的情况下，数字化竟能翻译一切语言。数字转化以及驱动它的人工智能正在颠覆言语本身，进而颠覆解读意义的必要性，使言语不再是万事运行之必需。
人工智能是数字文化的先锋。万事万物都汇聚在人工智能上。它正在接管人的一切事务，在社会秩序的管理中，它正在取代意义（meaning）的地位。对数字运算而言，意义仅仅是配件，偶尔有用，一般来说并非不可或缺。人工智能未必万无一失，但总体上，和线上混乱的语词世界相比，人工智能的效果似乎更好。在线上，网民的语言如"脱缰的野马"，"拼命争夺"，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工具，不再是真实反映正在发生的事情。"后真相"时代随之到来，所指事物和验证失去方向，社会被强制相信机器，因为它们比肉身的专家效率更高。假新闻和对科学的否定正在摧毁客观性和常识。人类言语的演化已经从去中介化走向机器的中介：人的交流转化为算法时，不再需要和语词关联的意义，只需要数据采掘呈现的结论。正在发展的认识论危机影响着世界上的一切文化。意义的丧失是认识论危机的根基，人人都低估了这样的根基。
五、字母表和数字是冲突的
西方陷入计算机和信息混沌中，因为字母表和数字难以相处。这样的混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字母表依恋语言，生成意义，而数码脱离语言以生成秩序。因此，仅靠积累参数，在如何治疗、如何发现、如何断案上，算法的决定就胜过最好的医生、科学家和法官，所以算法成了我们生存的最了不起的仲裁者。数字变革正在接过我们的文字遗产，正在生成普遍的信息混乱。
如此，这个转型期产生了两个合乎逻辑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信息混乱。第二个后果是，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每个人的生活，使许多人生气，导致"信息流行病"（infodemic），而信息流行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好处。这清楚表现在假新闻和深度伪造（deep fake）的产业化中，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的猖獗神话和后真相为虎作伥，鼓动假新闻和深度伪造。第二个后果一定程度上依靠第一个后果，它质疑科学证据支持的客观性本身，导向泛滥的否定论、支持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宣示：无论权威与否，任何人都可以坚称所谓"事实"，尽管它与简单常识相矛盾，却还是有人相信。
如果说文字文化（literacy）支持由单一语言集合的民族共同体（中国的情况迥异，单一的通用文字能团结许多不同的语言，因为汉字不是语音本位的），那么数字算法则相反，它制造分裂，导致社会凝聚力减弱，产生否定科学、无客观性的意见。西方世界千百年来支持常识的规则、法规和制度的宏伟大厦崩塌，因此，所指事物即核实和批准语词意义的共同知识不再被调用。危机兴起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正在失去其作用，因为数字算法已然超越语言，不再使用语词，不再参照意义。
六、所指事物的失落
所指事物是语言科学创建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义三角里的第三个元素。他解释说，一切交流都依靠三个基本元素：符号（signifier），如语词、文本、手势、呼叫、意象、语标符号等；所指（signified），即符号接收者脑子里对符号的解释；所指事物（referent），即现实里或常识（甚至虚构或艺术）里已知事实或思想的存在。无论你如何理解"所指事物"，确保话语锚定在"现实"里的都是所指事物。
忽略所指事物是当前认识论危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这样的疏忽使语言脱离了其在真实生活里的锚定。正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里所示，民粹主义者把语言从服务现实变为服务权力。把语言和真实事物分离开来比单纯的撒谎或造假更危险，撒谎或造假也是把语言和真实事物分离，只不过是在较小的个人层面上干这种事情而已。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敬畏，听者的质疑不超越符号和所指的关系，他们听者相信或想要相信强势说话人的权威。所以，虽然面对相反的、明显的且在场的证据，听者也允许自己平静地撒谎。
从全球来看，社会面临言论的剧增，许多言论不再具有客观性，不再与真实的情况相符。一些西方领导人面对证据撒谎，而公众对新的语言行为推波助澜，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导人们撒谎，因为撒谎的积习和世界一样悠久，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谎言的系统性的、无控制的战略性使用，仿佛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撒谎的做法诱发听者失去常识的倾向，这一倾向是社会凝聚力终结的肇端，我们知道，其灾难性后果不仅见于信息流行病的语境中，更危险的是见于当前的俄乌冲突中。我们只能希望，这仅仅是文字文化和数字文化间的一个过渡问题，万事万物最终会在充分的数字语境中各归其位吧。
七、东西方的数字化转型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认识论危机在中国不如在西方严重。我说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从社会语言学看，汉字的符号和所指的关系不那么直接。中国读者必然要把对符号的解读当作认识论条件。汉字教人搜索"字面"以外的意义，因为汉字是语标文字（logogram），其中没有拼音字母，所以汉语没有"字面直解的"或"标准的"解读，只有比较宽泛的贴近的解读。这要求汉语的读者大力发挥解读的作用，挖掘几个层次的解读去判断意义。这可以解释有些调查的结果：为什么中国人不抗拒"社会信用体系"（social credits），而是普遍赞同这一举措。无论东方西方，社会控制与数字化转型都是完全一致的，数字化转型意在了解每个人的一切。社会控制与中国的政治秩序也是一致的。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政治秩序被无批判地接受了。不过，如果有人本能地不赞同这种秩序，他们的解读立即会参照另一个层次的相关性，言论在社会意义层次上的相关性。比较而言，西方反疫苗的人不考虑公共利益比如戴口罩或出示疫苗接种证书，他们质疑有关新冠肺炎的一切，除非新冠肺炎对公共卫生构成了真正的危险。
数字化转型为何在中国比在西方更顺利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和社会文化价值有关。数千年来，优先的天平倾向社会价值，而不是倾向个人价值，这不仅归因于儒家的思想。当前的政府政策——无论贯彻社会信用体系、控制新冠肺炎大流行或缩小极端贫富差距——都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政策，而且是悠久文化价值的结果。数字化转型进入东西方迥然有别的文化社会语境，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西方，数字化转型追踪每个人的信息，消解了关键的文化社会特征，即个人主义。东方的情况刚好相反，数字化转型满足并支持社群和人们的相互依存。为什么中国人不觉得社会信用体系"侵犯"了自己，它满足人们相互依存的需要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隐私并不优先，所以对每个人数据的搜集是确保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手段，而不是使人分割的手段。
八、价值危机
认识论危机不仅关乎意义，还是价值危机。数字算法不支持民主，也不支持嚷嚷着求民主的个人主义的人文主义（individualistic humanism），这显然是因为算法使个人沦为空虚的皮囊，不仅追踪并盗用个人的内容，而且把个人的认知功能外化给智能手机和数字助理。意义的贬值预示经济价值的贬值。交易工具不断的非物质化导致通货膨胀。正如麦克卢汉所言："通货膨胀是货币的身份危机。"可以肯定地说，甚至货币都在失去其所指事物，这见于加密货币的高估中，或见于市场价值与生产或服务的日益脱节，或见于非同质化代币（NFT/Non Fungible Token）的荒诞现象，这种代币是所有权或开发的无限数字保证。有了非同质化代币以后，即使一个平庸的艺术家也能以天价卖出自己的作品，这就意味着，既然是纯粹的信息，物体和价值的关系就完全压制了物体的实质。区块链技术支持的比特币、以太坊（Ethereum）等加密货币使脑袋瓜聪明的人创造没有所指事物的金钱或价值。加密货币的确是更先进的伪造货币的新方式。
意义和价值的双重危机凸显了当代的脆弱性。否定气候变化的人、反疫苗的人和深层国家（deep state）幻觉的迹象都表明，语言作为社会纽带的基础正在弱化。我们的希望在于，这仅仅是一个过渡期，新的一致性和社会凝聚力将浮现出来，以克服文字现实和数字现实这两种不同现实秩序之间的脱节。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对人的理解和默契而言，语言和算法都是必要条件。紧迫的任务是化解危机，因为核威胁是真实的，全球的社会去凝聚力（decohesion）助长最坏的结果。从技术上看，虽然客观性和共识正在走向数据分析和算法决策，我们希望的漫漫长程业已过半。紧迫的任务是加速挖掘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的潜力，以完成数字化转型。这可能需要量子计算的加快成熟。
九、结语
在最后一章里，朱塞佩·里瓦对假新闻做了详细分析，给人启示。他建议通过制度、网络和个人三种方式对假新闻展开斗争。这一章题名"在假新闻世界里生存"，恰如其分，的确是一个生存问题，因为假新闻平时是潜在的杀手，战争中就是货真价实的杀手。如果语词不再重要，社会就会接受错误言论、会吸纳愚蠢或谎言，那些言论就会在教义、科学和客观报道的裂隙里流通，从而逃避我们的反驳。当前紧迫的危险是：谎言杀人。谎言和假新闻支持的民粹主义遍布全球。这种编造的"现实"强制社会接受，摧毁了规范的一致性，因为在胁迫的体制里，没有人会信赖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