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二龙龙、右三作者、右四黑衣者张仲贤、左一毛毛，摄于1967年
1966年下半年，文革开始，全国学生大串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和胆大的都跑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去了。我属于麻五类子女，没资格参加红卫兵，胆子又不大，说不让串连就待在学校不动吧，正好陪陪妈妈。我妈是同校老师正在接受批斗。
大约在10月左右，我已记不起是什么机缘又是谁把我拉进了“重庆交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真是道独特的风景线，从组织结构来看，它基本属于自立山头，但又隶属于机构，早期重庆市区内较为活跃的有财贸宣传队（原财贸文工团班底为主）、长航宣传队（长航局）、二轻宣传队（二轻系统）、文艺公社宣传队（文卫系统）……其实都是些不甘寂寞的文艺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参与运动的另一种方式。只要唱的，说的、跳的都是歌颂毛主席的，加个“毛泽东思想”就能生存下去。
交通宣传队是以交通局下属原东风造船厂的厂乐队为主，吸收了几个其它什么运输社、修理厂的工人，又接收了几个没参加红卫兵的中学生，（我和龙龙）总共不到二十人，队长、指挥都是东风造船的工人。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交通局或是造船厂提供了经费的吧，十几个人集中住、（大田湾体育场馆里）吃、排练，甚至坐汽车外出演出都是要钱的呀。那时太小了，什么都不懂，也不会思考，太好玩了，跟着跑就行了。
交通宣传队的乐队，在当时重庆的各大宣传队中是最强的，长航除外，小号、萨克斯、圆号、长号、手风琴齐着呢！开场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响起，气氛一下子就上去了，一人挥舞着队旗，四男四女护着旗奋力跳着，不用唱，歌词连观众都背得，都懂。幕一落，报幕员上来了。
接着：合唱、独唱、对唱、舞蹈、器乐独奏、合奏、诗朗诵、样板戏节选，一台节目还搞得内容多样，有声有色，最受欢迎的要数三句半了，敲锣打鼓的热闹又搞笑。交通局下属各个单位，还抢着预定呢，演出排得满满的。
其实这个宣传队除了乐队的乐手技术过硬一点，其余的都是凑合。我就是门门懂，样样瘟，就学校当过文娱委员那点底子。唱，只敢合唱；舞、只能群舞，幸好队长发现我普通话还可以（我当过校广播站广播员训练过），就让我和他搭档报幕，总算没白吃干饭，就舔着脸留下了。
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大约半年的时间，我们排练、演出、游行（边唱边跳）日子过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每天都处于兴奋中。从六五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排挤以来，我的心情就没有这么轻松过，什么狗崽子、什么麻五类、什么串不串连、什么红不红卫兵通通离我远去，而且，我还交上了两个闺蜜：龙龙和毛毛。
龙龙比我大一点，是新桥中学的学生，好像家里是资本家，反正也是脱离了本校的运动，逍遥到这里来了，我们自然一见如故。毛毛是交通局下什么修理厂的工人，出身很好，应该是掺沙子进来的，队员们大多出身不好，总得有点根正苗红的“领导阶级”充门面噻。但是毛毛非常善良，我敢肯定，她绝对没有向领导打过宣传队任何小报告，她技术差点，但好学，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故事的主角该出场了。
他叫张仲贤，男，年龄不详，二十多吧，比我们大些，是队里的独唱演员，长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材，外号“大汉儿”。平日里话不多，与队里姑娘们没什么交集，所以一直没太注意他，我只知道他是运输社的工人。
要听明白这个故事，就必须先弄清楚重庆市运输社是怎么回事才行了。
当年重庆市区的货物运输，主要靠夹架车人工搬运，运输社实际就是夹架车社。夹架车就是板板车，拉夹架车的师傅也称“板儿爷”，但这个“板儿爷”比北京的“板儿爷”们就苦多了。北京的板车是三轮车用脚蹬，重庆的板车是两轮，用肩拉，而且重庆是山城，全是坡路，满满一车货，必须三个人一组，一个中杠（一般是老师傅）两个飞蛾（重庆话说飞娃儿）上坡时中杠一人在前面奋力往前绷，两个飞蛾在后面使劲推，必须一鼓作气冲上一个坡；平路时三个人一起拉；下坡就精彩了：中杠一人在前面，飞蛾却坐在车尾压阵，只见中杠脚尖一点，车头跷上天，车向坡下滑去，人在空中飞舞，要落地时再来个蜻蜓点水，如是反复飞跃，直到平地赶紧刹车。像电影里的慢动作，往往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我小时在米亭子幼儿园上学，放学时就常去较场口看从七星岗川洞飞下来的夹架车，惊险刺激，弄不好是有危险的，绝对是高超的技艺，而且绝对是重庆独有，可惜现在绝迹了。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运输社的工作，有多苦多累多危险，运输社的工人真的是社会底层再底层的人了。
故事继读。
一个周六的晩上，我们在市曲艺剧场演出（夫子池），我邀请我妈妈来看了。周一开完朝会等待排练，大家围坐成一圈。乐队指挥问我：“黄老师看了演出啷个说？”（他是我妈妈学生）“说你们乐队不错哟！”我答。“说我没得？”张仲贤突然发问（我妈当时在重庆音乐界还是有点名气的指导老师）。“说了！”我口无遮拦。“说你唱歌不是唱，是吼、吼歌，唱京戏不是戏，是京歌……”话还没说完，我感觉到毛毛在撞我，扭头看毛毛去了，没看见“大汉儿”的脸色。
排练一完，毛毛拉着我到体育馆外的球场上，对着我吼：“大汉儿够惨的了，你就不要伤害他了嘛！”啊？什么情况？
毛毛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他曾是少年杯全国乒乓球冠军，重庆三十七中的学生（重庆市业余体校乒乓球分校）毕业后进了省体工队，是四川队专业运动员（当年乒乓球省队长驻重庆）。有写日记的习惯，不知道写了些什么，被他的女朋友把日记本交给了组织。于是就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运输社来劳动改造了，社里安排他拉飞蛾，好苦啊！！刚来时他完全垮了，大病了一场，人都脱形了。运输社社长着急了，好说歹说让他来宣传队，才慢慢开朗起来。“你好讨厌，恁个打击他。”毛毛快要哭了。
我后悔死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五一剧场”走台，我抽空溜到大阳沟口的“星星”餐厅侧门，花五毛钱买了两份“奶油雪球”（冰淇凌被造反后的名字），用搪瓷茶杯盖好回来拉上龙龙和毛毛，送到张仲贤手上，给他鞠了一躬，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乱说的。”说完一溜烟儿就跑了。才不管他原谅不原谅呢。
因为毛毛嘱咐不能让他看出我们已知道他的事了，所以我一直压制着好奇心，装着若无其事，什么也没敢问。
一天，毛毛说大汉要请我们吃饭，我猜想可能是要还“冰淇凌”的礼吧。
于是在毛毛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大同路附近一个小巷子里。这里估计是运输社的修理车间，地上堆满了材料，还有老虎钳，大扳手、各种工具，一张大工作台占了房子大半面积。一个小角楼上放着一张床，一个钢管做的衣架，好简陋。不过从下往上看还是满整洁的。
我们到的时候就看见工作台上放着一个电炉，炉上一个大锑盆红通通一锅肉咕噜咕噜熬得正香，后来又加了些白罗卜，这是用豆瓣烧的罗卜烧肉，中午又去食堂打了一盆饭，就着这盆独门菜，我们吃得好香。大汉厨艺还真不错，那个味道我一直没忘，今年过年，我依样画葫芦烧了一锅罗卜牛腩，大受欢迎。
既然他都这么坦诚地在这里招待我们了，那么我们也不用再装了吧。我终于没忍住，问他：“你日记里到底写了些啥子嘛？”“就是对现在的局势不理解，提出了一些疑问和自己的想法，具体就不重复了，对你们不好。”
我继续八卦：“那你现在恨不恨她呢？”“不恨，她是个好人，她只是思想单纯被我写的东西吓到了，交给组织是想帮助我。”
“那你原谅她了？”“不存在，看到现在的结果，她也很后悔，但是她前途光明，我不能拖累她，必须和她分手。”
而且他还将她保护得好好，连毛毛他们都不知道那个出卖他的前女友姓甚名谁，在哪里上班。
真是一个善良又有担当的男子汉！
没过多久，我另一个朋友朱儿姐动员我去“文艺公社宣传队”，因为那边朋友更多，我就离开了“交通宣传队”。
1967年7月底，我和好朋友伊丹、封子串联到成都，住在后子门省体育场接待站，中午在省体委食堂吃饭时碰到了李先觉（省乒乓队教练）、唐高林（省乒乓队主力）。下午，张仲贤拉着马金豹（当时是运动员后来是国家队乒乓球女队教练，世界冠军童玲的师傅）来我的住地看我，我惊喜地问：“你怎么在这里？”“来办点事。”他淡淡地说。东拉西扯聊了一下午，临走马金豹悄悄告诉我，他到省体委来跑申诉平反的事。
后来，我因故离开了重庆，几乎和重庆所有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交通宣传队所有人的信息也全断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毛毛那点小心思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容易走到一起的。
至于“大汉儿”张仲贤先生，我知道他肯定是会平反的，但是，那被荒唐年代发生的荒唐事件所摧残的黄金岁月，又岂是一纸平反通知所能补偿的呢！
2020年3月于杨柳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