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九评”学习甚至文革时，了解其含义的恐怕不多。文革之初，我在大礼堂前听艾知生回答质询说，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即由此变化而来）。我心想：脑袋进水了？教了这么些年联共（布）党史（艾曾兼过政治课教师），社会主义社会哪来的资产阶级？不想文革铩羽后这么些年，走资派反倒被坐实了，斗垮他们也成了大快人心的事儿了！
发扬大民主
大民主怎么样？官家不以为然。一些学者也认为文革中的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更有斥之为群氓乱世的。不过他们也承认，大民主使一些人获得一种形式和手段，可以对抗以前压制他们的官僚——这就够了！比如，谁家的地被强占了，房屋被强拆了；哪个农民工被欠薪了，就可以给有关单位或领导来个大民主——拉横幅，贴大字报，将桩桩件件不合理的事实和要求公诸于众。能不能解决，解决得可心不可心先甭说，至少没人敢扣上一顶寻衅滋事的大帽子，就地把你法办了！
实行巴黎公社原则
89春夏之交时，我正就读北京法律业余大学。兼课老师北大袁姓教授因同情“暴乱”被批判，其中一条罪名是宣扬文革谬论蛊惑青年学生。我翻开听课笔记，上面确有袁教授对巴黎公社的三个评价：1）官僚制度将被摈弃。2）公权利再无私有化的可能。3）官员和公职人员不仅依靠选举产生，而且可以由选民随时撤换。假若一直强调公社原则并逐步付诸实施，还会有那么多官倒吗？！还会有那么多人非正常见马克思吗！
以上三端均属文革标志性举措，文革之为浩劫，它们“功不可没”。然而斗转星移，文革多少年后，它们又悄没声地成为打击腐败，匡扶正义和指点未来的闪烁星火。一些人怀念文革，一些人宣扬文革，更有“今日欢呼孙大圣”者。怎么解释这个悖论呢？不难。文革之初的阶段性目的，是连人带机构搞垮官僚体制，然后重建，所谓不破不立。搞垮走资派，发扬大民主付诸实践后，立竿见影。至于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重建，除了群众组织或有实践外，纯粹是哗众取宠——哪一个“三结合”与巴黎公社原则沾边？！然而，当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人们日渐感知，不公越盛，贪腐越重，经济越遭盘剥，精神越被压抑……环顾世界，远水解不了近渴；回首家园，斗垮走资派，发扬大民主，就近成了希冀。
再往深里想，官家否定文革，不就是奔这三端来的吗？一则，这对他们有切肤之痛。再则，这三端最与专制为敌！奉行以专制为体，改革为用者，理所当然地要将其混入文革的污水中一并泼洒出去！
另者，此三端不过是软性工具——怎么用就取决于用它们的人了。打个比方：秦始皇臭不可闻吧，历代帝王庙都不要他。可是他那个“书同文，车同轨，一法度衡石丈尺（统一度量衡）”却飘香至今。
重提以上三端非为开拓文革之恶，盖因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政治转型是必需的必然的，怎么转？蒋经国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型都可接受。倘若是茉莉花型，代价就太大了。怎么避免茉莉花开，公众认知要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而上述三端或是最佳选项。它们于怀念毛者有几分亲切，于追求宪政者可以接受，唯权贵们或感踌躇，但他们毕竟不敢丢开尊神毛不是？当然，此三端太过原生态了，需要理论上的提炼，更需要法度化。特别是走资派学问深了去了，比如走资派的定义、分类，各类走资派的历史作用（促进、促退），对各类走资派的政策（搞垮、扶持）等等。
4、文革之大恶是糟践人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超过第二次国共战争的五年（1945－49），接近抗日战争的八年（1937－1945），相当于第一次国共战争的十年（1927－1937）。若就空间而论，第一次国共战争仅仅苏区一点，长征一线；抗日战争，也就东南半壁；即便是第二次国共战争，尚有偏远山寨游离于国共两党的硝烟之外。故而，文革的震撼力至今犹存。1981年（文革十五年后），官方叽叽歪歪地将文革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时至今日，对那场所谓的内乱依旧地众说纷纭。文革亦犹如一本糊涂账，甚而怀念者有之，敬仰者有之，“今日欢呼孙大圣”者亦不乏其人。
官方的定性为何形不成共识？盖因其评价仅限于在政治路线上辨是非，而政治路线最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刘邓路线之刘，“四清”的司令员，基层干部尽成洪洞县里无好人，即刘所炮制。刘邓路线之邓，“反右”前敌总指挥，五十万右派即出自其手。文革中刘邓忽而坠山，人们也曾为之唏嘘，但多是对他们遭受非人待遇的同情，而非出自政治路线的考量。你说斗争走资派是文革之大恶，可是如今腐败者比比皆是，不正是“走资派”还在走吗？你说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系乱扣帽子，可是如今充斥荧屏的不正是蟒袍玉带，皇子格格吗？就现实许多弊端而言，文革几乎是切中时弊的。
文革之恶不在政治路线孰是孰非，而是以糟践人作为贯彻政治路线的手段！走资派尽可批，触及灵魂，罢官夺权都是可以的。邓路线改弦更张，走特色社会主义的路，不也要批判坚持“两个凡是”的华路线吗？不也要挤兑华下台吗？只是文革中批走资派，采取了戴高帽，坐飞机，剪头发，抽皮鞭等践踏人的做法。同样，毛路线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均系腐朽的文化，将其连根拔掉则是坚持其纯粹社会主义路线的应有之义。只是使用了秦始皇似的焚书坑儒的办法，致使文物被毁，著作遭焚，傅雷悬梁，老舍投湖……由此看来，文革之恶，实在的恶在对人的糟践！
文革集以往政治运动之大成，实现了对人的糟践的系列化。
一是霸占人脑。主政者尽可宣传自己的主义主张，那怕以法律的手段惩戒公然违抗者也属在理。但采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方式穷追猛打脑子里的思维，则实属蛮不讲理。因言获罪已经有悖现代文明，因思得咎则更是野蛮。
二是糟蹋人格。人立于世，讲的是自尊（尊严）、自珍（品格）、自誉（荣誉感），有此三自人格即辉。文革中为将对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从狠打态度开始直到被打者自轻自贱……不仅毁了个人的人格，还造就了一代蝇营狗苟之辈。人格不立，谈何国格？
三是草菅人命。砸烂狗头，焚尸扬灰几成口头语。现实的恐怖胜过语言的恐怖。打死几个走资派，杀掉几个地富坏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北京郊区大兴县，一夜杀掉325人都算不得骇人听闻——各地武斗远不止这个数字。
对人如此糟践而畅行无阻，源于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先是地、富，后添反、坏，再后右派入列。多少年来，地富反坏右是人而非人，对之糟践，已成理所当然。同时，人沦入非人无章可循，仅随革命需要变化无常。到了文革，更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揪了出来。包括那些曾任意将人指认为非人的党政领导，一夜之间自己被指为走资派，当即沦入非人行列，遂即遭受非人般的糟践。文革时期，人沦为非人速度之快，数量之多，达到49年来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老干部被坐飞机，小业主被剃阴阳头，老红卫兵皮鞭下的惨叫，两派武斗的枪声……却难以忘却。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人如此糟践而畅行无阻，源于主政者对人的轻视。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位封建老夫子的话，不仅成为古老中国的政治戒律——妄断一命，天地不容，也为现代世界文明所接受。可十年文革，竟将此本末倒置，而且，民何止于轻——简直被视为草芥！看看68·7·28那段君臣对话：
大统领：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副统领：值得，损失最小。
大辅佐：副统领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都干什么哩，过家家呢？四死五十伤，活蹦乱跳的人呀……文革就是这么恶，谁盼它，接他们家去！
5、反右文革异同说
许久以来，文史研究者有的说，“反右是文革的序曲”，亦有的说“文革是反右的尾声”。其实，既是同根生，基因无异，大模样也差不了哪里去。只不过，反右是常态，文革是特型而已。
说反右是常态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就本质而言，反右与文革都是反击来自右侧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二是，就时间而言，这样的反击永远处于进行时——即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三是就空间而言，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
57年反右运动，是首次集中的成规模的反右，其目标集中于民主党派以及知识界。这些人被认为挑战执政党的领导权。至于分散的，涉及面相对较小的则连绵不断：在此之前，有52年发生在大学里的思想改造。在此之后相继批判胡风、胡适、俞平伯……直到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触发了文革。文革之后，如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以及近些年的封杀《南方周末》、《炎黄春秋》与对所谓出格言论的噤声与处罚，如任志强等，都是反右的新形式。
说文革是特型即它虽具有与反右相同的本质，但就时间而言，它属于突发或偶发，而非随时随地。就空间而言，它起事于领导层继而波及社会。
如果将文革置于CT机下，其肌体切片，几乎都带有反右的病变。(1966)六月工作组整治群众，(1967)二月部队镇压反革命，(1968)清理阶级队伍，无不是在反右！清华园内的反蒯，其形式与内容无异于反右，而那场对“红教联”的围剿，连对垒的主将几乎就是反右的原班人马！
要警惕文革的再来，就必须认识和鉴别各种形式的反右并予抵制！
（选自《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