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铁藩，57年因“两报一刊”摊上了大事儿。两报？两张大字报。“傀儡的呼声”，土木系学生会鸣放纪要，抱怨学生会不受重视。“保密与愚民”从英文版《斯大林时代》，把一段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字，翻译后抄上大字报；还加了个按语：保密应该，愚民太小看人，我们长大了，要独立思考。一刊呢是我主编的《清华土木》，据称登了宣扬腐朽的诗：“我门前的小河呀，你今天怎么这样清澈，让我喝一口你的水，尝尝它是不是还像往日那样苦涩？”
凭此，我被定为极右，处以“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五年劳动刚得脱帽，又逢阶级斗争时时讲；保留学籍只能兑现一纸肄业证明。我们与学校交涉了近一年，蒋校长终于恩准，为我们举行单独的入学考试。我乖乖地考了四门：俄语、水力学、热力学、传热学。另有一哥们儿生性倔强，坚决拒考。此公后来有了个更倔的儿子——萨哈罗夫奖得主胡佳。或因我听话出活，1964年初插班暖六。与学弟学妹们相处无间，但日子挺憋屈的：保密的地儿不许沾边，“九评”学习当反面教员，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令人难堪的是，男女生（女生系有夫之妇）通奸这种烂事儿，也把我们拉去参加批判会。前些年，我问当年管教我们的领导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打哈哈说，你颜值这么高，不怕犯错误？我们这伙人里还真有颜值高的，以其右派学生之身获得了校医院漂亮护士的芳心，不幸的是，这段姻缘于清华园“八二四”红色恐怖中戛然终结！
说到清华文革，除了伤痛外，感触颇深的是知识分子不断被矮化。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操守莫过于费厄泼来精神和批判意识——反右时还一息尚存。那时明斋门前设有自由论坛，我曾在校广播站播音，出来进去，听得最多的话是，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如孙宝琮（学生右派Number one）解释其大字报《神鬼人》说，此系建言党走下神坛复归于人，免得蜕变为鬼，是喻世明言。反驳者则厉言相告，党本就生根于民，你装神弄鬼，分明是妖言惑众。但双方话前或话后都带上那段口头语。语言暴力始于反右，我遭受的一击是“打断脊梁骨”。之后，反右展览，红专辩论，三大革命实践，“九评”学习接踵而至。这一系列的高压灌注，在人们心里郁积起越来越浓的偏执与戾气——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矮化及其由来；恐怕也是团四之争愈演愈烈的心理基础。
1967年，校党委垮了，工作组撤了，八九兵蔫了，团四打开了嘴仗。一次我潜入大礼堂听报告，听着听着，给报告人鲍长康写了张字条，其中有这么一句：“一个多总部并存的革命竞赛时期势必出现”。同去的哥们儿说，你丫是来听蹭儿的，找碎（cei，即暴打）呀！我没敢往上递（字条保留至今）但心有不甘。事后，偷偷批注在一些大字报上，反应还不少，多是天真妄想之类的——当时大家果然天真点儿，或许就不会有百日武斗了。
团四之斗很悲壮，也很冤大头：一个成了文革发动者进攻之矛，另一个成了对立面防守之盾。可也无法怨天尤人，咱当初不是想英雄创造历史吗！由此看来，文革发生的充要条件应该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作用不可小觑。当年罗家伦一笔写出了“五四潮”，蒋南翔一张书桌促进了“一二九”；他们可也是咱清华的人。不得不承认咱比人家矮了半截。你们是七老，我已八十了，加一起就是七老八十；大事儿也无能为力了，说点，写点，让年轻人明白点儿应该可以吧！
乱弹到此，见笑了！
以上是为“422”准备的五分钟的发言稿。下面做点儿补充。
1、关于批判意识
所谓批判意识即对事物持审视态度，其反义词是，人云亦云，官云亦云，神云亦云……
现从反右与文革各选两位显赫人物，将其标志性语录附在下面供大家鉴赏：
反右中精选两位：
林希翎（人大，1957年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谭天荣（北大，1957年毛主席赐予学生领袖称号）：“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让那些一辈子不动脑筋的人去发神经病吧！”——以上摘自《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文革中也精选两位：
聂元梓（北大，1966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抄自“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蒯大富（清华，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毛称蒯司令）：“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摘自《清华大学亲历——史料实录大事记》
应该说，聂蒯够聪明有胆量并具有相当的组织才能，但是较之林希翎、谭天荣在思想境界上则相形见绌。北大教授钱理群有如是之说：“1957年‘广场’（既是57年北大的一份学生的刊物，又含作为五四发源地北大校园之意，所摘林希翎‘语录’，也出自她在北大的演讲）上的思考和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钱理群没有提及较之林与谭风光更盛的聂与蒯，是有道理的。
2、关于“点点点”
我的发言稿里所列发生文革的公式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点点点？就是众说纷纭，一时说不清楚的。比如有人说文革源于毛不甘心大权旁落，还有眉有眼地说“八大”如何如何。可是毛在“八大”说的几段话却不支持这个说法——
“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起，那就要另行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个作用。……我是准备了的，请求同志们委派一个名誉主席。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和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上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毛侃侃而谈，胸无块垒。怎么也看不出疑虑、光火、敲敲打打什么的。
还有一则毛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生动表现也值得一读。“他（毛）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这段话来自非正式出版材料，但真实性可毋庸置疑。（《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亦有毛在南宁会议上的记载可作为旁证。该书说，毛大段大段地背诵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连挖苦带损地批评反冒进的人如登徒子看女人一般，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这些叙述表明：1）毛口无遮拦，颐指气使，说明其权威犹在。2）政见之争毛却如此霸道，可见专制到什么程度。
毛发动文革与他怕被斯大林化有关，但主要的还是政见或曰路线之争。诸如这样的问题，在没有确实的史实前，不用太较真。
3、文革的“剪不断，理还乱”
文革史无前例，或称不同凡响。谁能想到，毛竟不惜将其几十年积攒起来的坛坛罐罐尽数打烂。于是乎，那些急于建功立业者如醉如痴般投身火海，那些慑于权威者虽莫名其妙也踉踉跄跄紧跟不舍，包括那些曾经与之为仇者以为天降馅儿饼而亢奋不已。文革，太光怪陆离，太扑朔迷离；而且，文革属于非正常死亡，留下了太多猜想，太多的剪不断，理还乱。除了起因外，再举出以下几端供大家玩味：
斗垮走资派
毛的走资派的概念多是与苏共的变修有关。“九评”中有这样一段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随后连用四个排比句列出这个特权阶层的斑斑劣迹：
“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