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点是我在调查组成立前就掌握的信息，当时我虽然是法医，但也有军衔，打听消息的渠道比较多，否则不会有资格陪同领导到桂林陆军学校视察。
最初，负责鉴定尸体身份的人是桂林市的一名年轻男法医，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我这个没有管辖权的人才被安插进去“帮忙”。90年代初，DNA技术还没有正式应用于法医学，要鉴定空难事故中的死者身份，拼凑尸块，这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可遇难者的家属都希望能安葬亲人，我们总不能把尸体胡乱拼凑，让死者不能魂归故乡。
那应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在DNA技术没有普及以前，法医们常用的个人识别方法就是血型检测。血型是人类的个体特征之一，由来自父母双亲的遗传基因决定，按孟德尔遗传规律从亲代传给子代，具稳定性强、特异性好的特点，因此可用于个人识别。
众所周知，人类的血型系统是ABO系统，其实除此之外，人类的血型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人体中的白细胞、血小板、血清蛋白、唾液、精液等也具有遗传学多态性，这使得血型概念大大扩展，法医学个人识别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从理论上看，除单卵双生子外，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血型都不相同。
用这个方法，法医能将空难事故中的尸块拼凑起来，可过程是漫长的，这就好像侦办了一千起凶案一样。就在尸体拼凑的过程，我逐渐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这跟很多恐怖小说的套路一样，因为最后拼凑出来的遇难人数对不上号了。
是多了一个人，还是少了一个人呢？我的答案是多了两个人。
关于人数多少的问题，我和其他法医交换过意见，或许在死者身份的鉴定上，由于技术原因，多少会出些错误，可是遇难人数绝对不会出错，因为我们是根据颅骨计算的。遇难者的头部尽管也粉碎了，但要一个个拼凑起来不是太困难，尤其大部分只是裂成两半，并非都变成了小碎片。
142个人变成了144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天空中，飞机是密封的，多余的人是怎么进去的？
这无疑成了一个谜团。
第4节：黑匣子
除了法医方面得出的结论，调查组其他成员也有不同寻常的发现，这给“桂林11.24空难”又加上了一层迷雾。
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在11月25日就被军方找到了，可是黑匣子却严重损毁，那在世界空难史中一样罕见。如我之前所说，黑匣子是飞行记录器，它的外表通常为鲜黄色或金红色，外缘加饰了反光条，用以增加其被发现的概率（比如掉入深海容易被发现）。同时，黑匣子还配有一个能释放出高达37Ｋ千赫的高频音响，可在30天内持续发出讯号。
黑匣子由两部分组成，即飞行记录器和座舱交谈记录器。飞行记录器，也就是数据记录器，其记录能力为25小时，根据不同类型的飞机，可记录16～32种参数。为了能让飞行事故原因明了，因此黑匣子的制造要求很严苛，它必须能在2000华氏度的高温下连续燃烧30分钟仍不损坏；必须能经得起500磅重的钢条从３米高度直接撞击而不被击穿；必须能承受连续震动而不扭曲变形。
令人不解的是，在“桂林11.24空难”中，黑匣子内外两层均被撞开了，虽经专家竭力破译，但仍不全，这反而让事故原因更神秘了。
不过，调查组在黑匣子的破译中，还是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一、机组人员在执行飞行任务过程中有条不紊，没有慌乱的情况发生，这说明没有发生劫机事件，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在调查中，有关方面也证实了机组的技术状况是胜任该次飞行任务的，身体也处于良好状态，72小时之内没有人生病、服药、饮酒，也没有其他问题；
二、当天早上的天气条件良好，通讯设备正常，可从07时50分49秒，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在进行正常回答后就失去了联系；
三、从07时50分49秒到07时52分04秒，在短短的1分15秒里，飞机从2100米降了1500米，并在520米的高度撞山失事。
在调查中，还有许多疑点，可那些疑点涉及到许多技术方面，为了让大家不觉得困惑，我就挑最主要的来讲。
在大部分空难事故中，失事原因大多与天气、人为因素、飞行员驾驶技术有关，在排除了这些原因后，我们的调查就陷入了僵局。需要推卸责任，把原因归咎到飞机的制造工艺上吗？调查组邀请了国际方面的技术人员，人家可不愿意背黑锅，我们良心上也不允许那么做。
就在这时候，调查组中的一位法医对我讲了一件事，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位法医原本就在桂林就职，在此次空难发生前，其实他还有过类似的经验。也就是说，这不是桂林第一起严重飞行事故，早在1992年前，桂林地区就发生过好几次空难了，最蹊跷的一次就是1982年的一次空难（同样是广州—-桂林的航班，飞机也是粉碎性裂解，百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该飞机失事的地点竟然就在“桂林11.24”失事地点的附近。
这是巧合吗？
不，空难不会有巧合，尤其桂林地区发生过的严重空难事故不只这两次，大大小小还有过不少，这也许就是桂林重新建造新机场的原因（旧机场是奇峰岭机场，为军民两用机场，新机场是现今使用的两江机场）。
基于以上发生过的事故，民间有传言，在桂林地区的桂林市、阳朔县、恭城县有一个天空中的百慕大，飞机失事的原因就跟“百慕大”有关，失踪的那些飞机残骸被吸入了另一个空间里。
真是如此吗？
第5节：法医学给予的答案
“桂林11.24空难”发生后，民间兴起各种传言，这让调查组的压力更大了，如果得不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结果，那么传言会传得更凶猛。
关于黑匣子破损严重、飞机残骸失踪、飞机1分钟猛降1500米等等，身为法医的我无法解答，而当时这些难题也没有很快找到答案。大家都发挥各自所长，想要找出原因，法医们的工作虽然是鉴定死者身份，可没有想到，突破点竟然是法医找到的。
在确定遇难人数多出两个人后，我们查阅了登机后的乘客人数以及机组人数，算来数去，只有142个人。这又不是巴士，能够中途停车，再载几个乘客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还考虑到尸块中混有其他案件的尸块，也许有人在飞机撞山前，杀了人，分了尸，将尸块扔在山上，我们将它们捡了回来。
有这种可能吗？我们必须全方面考虑，不能有一丝懈怠，可那样的几率是在太小了，真的不太可能，而且桂林市和附近县乡镇也没有人失踪了。那么，问题就回到了法医学的本身上。
根据空难资料统计，飞机失事引起头部损伤死亡的发生率为60%到80%，1990年广州白云机场发生空难死亡的128人中，82.4%就是死于颅脑损伤。由于飞机失事常发生在飞机运动状态中，人也处于惯性运动状态，机舱的空间又给人体运动创造了条件，因此飞机失事中人体的损伤极少是单一存在的，常常表现为广泛分布、复合存在，剪切伤、碰撞伤、爆炸伤、烧伤等等出现在同一具尸体上。
可在“桂林11.24空难”中，尸体都变成了碎快，具体死因很难鉴定出来了。在拼凑尸块时，我就逐渐注意到，死者们的损伤多是爆炸损伤。虽然飞机撞上，引起了爆炸与燃烧，可山上的树被烧得不严重，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爆炸损伤从机理上来说，主要由冲击波、高温以及爆炸投射物三个方面构成，其中最主要和最有特征的就是冲击波。冲击波是在介质中传播的一种高速高压波，这种介质可以是气体，也可以是液体，也可以是固体。在爆炸时，冲击波可以造成：压迫效应、内爆效应、碎裂效应、惯性效应、压力差效应，其损伤形态多表现为：人体体表大面积的表皮剥离（事故现场曾找到过剥离的人皮），内脏震荡性损伤，还有爆碎伤引起的肢体断离、人体组织离溅现象。
想起剥离的人皮，我就怀疑是不是飞机上发生了爆炸，而且是在坠毁前爆炸的，否则黑匣子也不会严重损坏（比如被导弹击中）。
按理说，法医只负责尸体，飞机残骸是不需要碰的，可在那次调查中，一切线索都是互通的。后来，我们几个法医在检验中，竟发现飞机残骸中含有硝酸酯类、硝基化合物、硝化甘油、硝铵、液氧（其残留痕迹类似氧气电焊后的金属表面）等物，而在失事地点带回的物品也检测到了这些物质。
这意味着什么？要知道，炸药本身可分为起爆药、发射药、烟火药以及烈性药四种基本类型，而上述物质则属于烈性药，主要用于炮弹、航弹以及其他弹类。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发现。
难道飞机是被导弹击中了才坠毁的？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民航被军方击落的事。早在1983年，苏联歼击机就在远东击落过韩国航空公司波音客机，而在该次事件的5年前，该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也曾被苏联导弹击中，被迫降落在苏联西北部卡累利阿冰雪覆盖的湖面上。
如果是飞机被导弹击中，那么飞机残骸掉落的位置就会扩大，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搜寻范围。身为法医，我们不是阴谋论者，而且国家也成立了调查组，一切程序都是公开透明的，如果要隐瞒什么秘密，大可不必那么做了。
不过话说回来，凡事总会有疏忽的地方，比如1983年9月14日，在桂林奇峰岭机场，一架民航飞机在滑行过程中就与空军飞机相撞过，也许……
这件案子之所以成为我的梦魇，正是停在了“也许”上，在我报告了这个发现后，有关部门就以某种理由让我离开了调查组，中断了我的所有调查工作，一切资料也交给了另外一位姓李的负责人手上。
如今，20年过去了，我仍耿耿于怀，那次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呢？虽然我没有机会再触碰案件了，但我后来得知飞机上有两个人确实不在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名单上，因为他们身份很特殊，特殊到根本查不到记录了。这也许就是空难发生的原因，“不存在的导弹”并不是误发，可就如我说言，所有的所有只能停留在“也许”上了，法医不做没有证据的猜测。
我只希望，“桂林11.24空难”中的遇难者能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