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式虽在硬件建设上有过短暂辉煌，颇具迷惑力，其实有长远的致命缺点。土地财政目的在最大限度地攫取民众储蓄，必然将土地和房价推到天价，使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来源的农民群体无力也无权购买。由于无人接手楼宇，房市泡沫随时可破。这种模式除了具有排斥农村人口的劣根性，违反城市化真谛外，财政上也无法持续。土地既然国有，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征收各种地税，使政府无法获得细水长流，可以永续的财政收入。随着基础设施日益老损，今后保养和维修城市所需的庞大费用会捉襟见肘。今日靓丽的城市外观能避免上海当年的心酸故事吗？1990年代初上海经过计划经济的几十年折腾，变得破旧不堪，世人不敢相信这曾是光彩照人的东方巴黎。
张：既然要素市场如此重要，中共也一度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发誓要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用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为什么又出尔反尔，不允许发育要素市场呢？
文：我的判断是，党内保守派不愿向要素市场的发育开放绿灯，是出于对失去寻租特权和失去对民众控制的恐惧，便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加以阻扰。18届3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来得太迟，又没有实行细则和时间表。这份决议如果在加入WTO之前通过，借助WTO带来的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随后高速增长带来的充沛就业机会，也许有一丝希望，使要素市场逐渐发育。
三大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是直接冲击党国体制的。首先，资本市场。其发育需要以下条件。首先，国内外信息必须自由流动，投资者必须得到透明的政、经信息，以免受到蒙蔽，错误决策。人民币能自由兑换，资本能自由进出。对私有产权要有稳定而强有力的保障，使国内外股民对中国资本市场有长远信心。这些条件对依靠暴力和谎言统治，并担心私人企业坐大，构成对权力挑战的中共保守派来说，都是致命的。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例，前总理李克强一上台就推动这个项目，直到卸任，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连自由贸易区都做不到自由，真正的资本市场又从何谈起？
其次，土地市场。其发育需要允许农民自由退出现行的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自由买卖土地。但这样一来，中共就无法搞土地财政，断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财源。在"中国模式"下，农民的主要角色仍定位于奉献，保守派不会同意向农民让渡土地财富，自断党国的财源。
其三，劳动市场。首先要废除现行户籍制度,特别要废除不准农民工在打工地落户，实现与配偶及子女团圆，完成人口的再生产和知识的代际传承。只有废除歧视性政策，才能发育出城乡统一的，一视同仁的劳动市场。但是，目前的歧视政策不需负责农民工在打工地完成人口再生产所需的全部成本，特别是住房成本，养老和医疗成本，以及子女的教育成本。党内保守派以为用这种低人权换来的中国制造品的成本优势，可以抓住百年不遇的机遇，弯道超车，夺取经济霸权。尽管农民工已经一条腿跨入城市，却不准他们落户，其子女丧失了接受城市文明熏陶，实现阶层提升的机会。他们被迫成为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带着一口乡音和低劣的乡村教育，重复父辈进城打工的老路。如果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甚至连这种希望都会丧失。可是，对保守派来说，户籍制度除了能降低劳动成本外，还是控制民众的利器，必然反对早日废除。
如果三大要素市场能顺利发育出来，并由它们决定性地配置资源，政府和党拥有的随意干预经济，操弄资源配置的权力就要交还给市场。经济发展就和党就没有太大关系。党内的寻租者鱼肉人民，控制民众的权力会大大减少。人民通过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易，就把资源配置了，收入分配了，懒惰者受到了惩罚，勤勉和有创造性的人得到了奖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党的势力范围之外。所谓吃党的饭，不能砸党的锅的现代神话不攻自破。这自然是党内保守派最害怕的，因而必然拼命阻扰。
张：去年末，三年疫情封控解封，至今中国已经出台了众多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市场反应冷淡，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其原因与以上全球化、要素市场和城市化受挫有关吗？
文：我认为直接有关。清零政策暴露了这个政权为了维护一党独裁，可以一意孤行，罔顾民意、国际舆论、科学结论，甚至各国的最新经验。中共自称生命至上，指责拒不采用清零政策的其他国家罔顾生命，甚至下赌，其他国家会陷入疫情困境，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可是，中国民众发现，拒绝清零政策的国家反而更早走出疫情，恢复经济活力。它们的民众也没有遭受人身自由的蹂躏。这就引起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原以为，惟有清零政策才能防止大祸临头，却发觉这是中共用以恐吓，胁迫民众的天大谎言。这种对人权的无底线侵犯引起人们怒火中烧。年轻人更勇敢地以白纸运动的方式聚众抗议，迫使当局灰溜溜地放弃清零政策。然而，政策转向如此突然，无数老人猝不及防，纷纷谢世，乃至无法火化，爆出人间悲剧。一个自诩的抗疫优等生，以为能引领世界，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举世鄙视的劣等生。为了遮丑，中共又要人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种愚蠢，颟顸和蛮不讲理，导致民众对党国体制的极大怀疑，对未来进一步丧失信心。
今年已经大半年过去，各项经济指标却一直十分难堪，并表明经济十分疲软。我认为不全由清零政策引起，而有更深层原因。下面，用经济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的理论框架，解释为何"中国模式"早已山穷水尽。中外经济学家十年前便有共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过，原因如下。经济增长只有三大终极源泉，分别为：1）增加生产要素的粗放型生产，产量会增加，但增量会逐渐趋零；2）科技进步，使要素质量提升，同样数量的要素投入，能持续带来产出的增量；3）制度创新，例如，从人民公社体制转换成包产到户体制，即使没有激发立即的科技创新，也能立即提高各种要素的整体效率，使产量大增。
从这一理论框架看出，首先，各种要素的红利，例如人口的红利，土地财政的红利，民众高储蓄的红利（分别对应于劳动，土地和资本）经过几十年的滥用，几乎已被榨尽。粗放型的增长无以为继。其次，受党国体制的绑架，要素市场无法发育，经济制度的改革半途而废。第三，由于要素市场难以发育，中国丧失科技的内生活力。本来，如果和发达国家维持良好关系，至少能从国外引进一些。可是，中共不服国际社会的规劝，拒不进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一心要维护党国体制。于是，中共与发达的民主国家日益对抗。如此一来，连高科技的源头也被切断。百年不遇的宽松国际环境被中共自己糟蹋。由于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都已穷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极为暗淡。
张：中国究竟是如何失去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左右逢源，发达国家看好中国，认为它在改革的路上，因而愿意和中国一起共襄盛举，将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全球化的深化。中国也津津乐道，认为自己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机遇。可是，最近十年来，国际气氛已迥然不同。现在众多西方智库看衰中国经济，拜登总统甚至将中国比喻为一颗定时炸弹。中国也出现了民营企业一蹶不振、外资撤离、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高企、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严重情况，甚至出现了民众逃离中国的"走线潮"，您觉得中国现代化还有出路吗？
文：我觉得，您提到的上述种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是要素市场没有发育的结果，但是，根子在中共保守派杜绝了让要素市场发育的空间。他们的顽固反对，不但使党自己通过的关于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的决议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使经济改革变成一个不断加强党国体制的过程，这是令人恐怖的，使百姓离心，精英逃逸，外资撤离。中共加固党国体制的目标是与WTO的宗旨背道而驰的。WTO从一开始就昭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组织。对此，中共是知道的，因而同意用15年的时间将自己的党国体制改革为真正的市场体制。市场经济的核心标志就是要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也因为知道WTO的市场性质，中共才会在WTO给予中国的15年宽限期即将期满之前的三年，匆匆推出18届3中全会的决定，呼吁全党尽快发育要素市场，并让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发达国家给了中共信任，提供了百年未遇的机会，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和社会，希望中国投桃报李，能发育出完善的要素市场，对世界全面开放。可是，党内保守派为了捍卫党国体制，其实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主动选择杜绝要素市场发育。发达国家由于深深担心以中国的体量，党国体制会严重扭曲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现行世界秩序，不得不起而抵制中共的党国体制。
中共的反应，不是向各国致以改革过于迟钝的歉意，加速改革，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反而将清谈误国，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等告诫置之脑后，以战狼的姿态，喋喋不休地用历史旧账攻击发达的民主国家，从奴隶制到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不一而足，向世界倾诉历史上发达国家当年的黑暗，丑陋，残暴。在中共的宏大叙事中，有意不提历史的另一面，即正是发达国家将先进生产方式及其伴随的巨量的知识、科技、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人文成果向全球胜利传布，才促成了今日的全球化。同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政权反而是落后、腐朽和反动势力的代表。例如，鸦片战争之前的满清皇朝，因对周边封建、保守、愚昧政权的鼎力支持，成了亚洲反动势力的总堡垒。在当代的条件和认识水平下，今后再要推广先进生产力和人文成果，固然应注意人道、平等和自愿等原则，这是历史对今人的教训。但是，不能因此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将当年发达国家向世界传布先进生产力和其他文明成果的伟大贡献都一概否定。事实上，今日的发达国家在推进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在人类活动的几乎一切领域中的贡献，同它们在同期所犯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错误相比，显然是更主要的。联合国的成立宣告了殖民时代的终结。发达国家已经认识了当年的错误，并以实际行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在当代的条件下，试图将发达的民主国家描写为仍然心怀叵测，居心不良，想要阻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的崛起，这种判断符合战后，特别是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吗？在今天的条件下，要避免再犯当年的错误，难道不应首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径？但是，今年三月，当世界听到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习近平与入侵乌克兰的刽子手普金告别时，希望中俄联手，迎接百年未遇的变局时，再糊涂的发达国家也会惊出一身冷汗。难道中共为了坚持党国体制，不惜要联手俄国，颠覆使中国成为最大受益国的现行国际秩序？难道中共想以第三世界的领袖自居，唤起它们反对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图实现百年未遇的变局，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是何等的利令智昏啊！面对如此忘恩负义的中共，民主的发达国家会再度主动帮助中国吗？
您问我，中国现代化还有出路吗？我在上面已经证明，只要不允许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就必然被无限延迟。可是，党国体制和要素市场的发育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要使要素市场顺利发育起来，党国体制必须作深层改革。即使中共走投无路，将来声称要重启要素市场的发育，发达国家不会对中共意图轻易信任，立即大开绿灯，因为中共的党国体制可以随时翻脸。所以，除非中国采用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已经无法赢回发达国家的信任和精诚合作。所以，所谓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一外部环境已因中共过河拆桥，不再存在。在百年不遇的机遇和党国体制之间，世界只能让中共选择一样。既然中共选择了党国体制，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已时过境迁。重启现代化的快速道，一定在结束党国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之后了。党国体制的选择未经人民公投，只是出于一党的私利，被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了。中共不会承认这样做是出于一党之私，必然将责任推到坚持市场原则的民主发达国家身上，似乎它们突然将百年不遇的机遇从中国人民手中抢走了。这是为何中共目前在国内外大力煽动反对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原因。
在现行的党国体制下，中国会呈现前苏联那样的伪现代化，举全国之力堆出一些华而不实的硬件，例如新的高楼大厦、高铁、大型工厂、兵舰和导弹，但民生会相对萎缩，城乡收入差会继续扩大，广大农民难以进城成为市民，留下的农民也无法成长为现代农场。由于标志现代化实现的两个弥合遥遥无期，中国将无法追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更无从显示自己的制度和模式的优越。只要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出来，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也就无法享受持久的繁荣。中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发育要素市场是为中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决不是对发达国家的恩赐。全体中国人民必须作出勇敢的选择。这个任务是写入中共自己的决议的，是具有合法性的。要求发育要素市场，不但符合亿万民众的自身利益，因而有强大的激励，而且将为宪政民主铺平道路。
文章首发于《中国民主季刊》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