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香港逐步开始解取疫情封控措施，为此召开两项大型国际盛事：首届金融峰会以及国际七人榄球赛。无可否认，当时对疫后重创的香港社会，两项盛会都有助推动港人逐步“复常”，重新感受过去三年消失了的国际都会魅力。
当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向外宣布香港重回世界舞台，事隔一年，李家超则称今次峰会参与人数更多，可反映香港已回到全球舞台中心。
但回顾去年的金融峰会，我们在过去一年到底达到几多具体目标？香港在什么程度重回了世界舞台？
别的不说，我最深刻印象是特区政府在去年的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发表了《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政策宣言》，破天荒容许散户参与加密货币交易。
未够一年，香港就爆发了“JPEX之乱”，成为香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骗案，负责监管的证监会更要亡羊补牢，由最初不承认有监管漏洞，到事隔几天要改口紧急修订加密货币的平台名单，以免再有平台于一年过渡期内“浑水摸鱼”。
毫无疑问，特首说的“重回世界舞台”绝对是一语成真，只是这种震撼全球金融市场的骗案是否特首心目中的“世界舞台”，就另当别论。
在去年的峰会，还有两件事是我特别深刻印象：1.五名大行CEO临时“甩底”、缺席峰会（今年就几乎全数亲身来港出席）；2.当年的重量级嘉宾请来中证监副主席方星海，在这个全球国际金融领袖云集的峰会上，主动质疑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全面而且短视，甚至叫在座的外资大行不宜看太多国际媒体，最后更呼吁投资者“勿与中国和香港对赌（Don't bet against China and Hong Kong）”。
且看一下“不要与中国及香港对赌”的成绩：恒指由今年初高位下跌逾两成步入熊市，表现是全球主要市场中最差；上证指数一年来原地踏步，更一度跌穿三千点的心理关口；人民币更似是“江河决堤”，一年来曾贬值接近一成，兑美元曾跌穿7.35的心理关口，创2007年新低。
只要够胆放手做淡，与中国及香港“对赌”过去一年绝对是收获丰富。
好了，回顾完去年的金融峰会，那么比较下来，今年不论出席人数及环球CEO都胜过去年，单是来自投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就有90多位，而且位位星光熠熠，总算是证实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吧？特首说的回到全球舞台中心应当非虚。
且慢，与香港媒体大多报道金融峰会中的一些讲者如何看好香港金融中心前景及信任“一国两制”，《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专题文章，标题是：《华尔街投行高管齐聚香港峰会，对中国话题三缄其口》，文章详细纪录出席论坛的大行高层发言内容，发现在此次香港投资峰会上的大多数讨论，都对中美关系、中国经济放缓、以至香港股市下跌这些敏感问题均避而不谈。
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高闻（James Gorman）和瑞银集团董事长戴赫龙（Colm Kelleher）参加了一个有关金融稳定性的小组讨论。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苏德巍（David Solomon）谈到了美国银行体系等话题。去年缺席的花旗首席执行官范洁恩（Jane Fraser）参加了当天一场主要侧重技术领域的讨论。
《华尔街日报》早前发表的评论文章，已提出特首李家超在美国制裁下，不能出席11月中在三藩巿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但对多名美国金融巨头出席香港金融峰会，形容是向李家超跪低“叩头”，表明“为了受制裁的李家超和日益不自由的香港，而拿自己的声誉冒险。”
显然，这些在美国上市的全球最大投行，包括花旗、高盛及大摩均面临着中美紧张局势带来的政治压力，在对待中国市场的问题上小心翼翼，发表的讲话内容都是不着边际的“假大空”之言，结果他们的谈话内容只是金融界在“围炉取暖”，几乎完全引不起媒体关注。
但不是还有很多国际投资者在赞赏香港的优势吗？私募基金《太盟投资》（PAG）联合创始人Chris Gradel称赞，香港吸引人才不成问题，并拥有很好的法制。《橡树资本》联席董事长Howard Marks在峰会表示，香港是个成熟及高度发展的社会，在一国两制下处于稳定状况。还有作为全英国最大对冲基金Marshall Wace，其联合创办人Paul Marshall称在中国有投资过去多年来一直带来大额回报。
必须要指出，这些“说好香港故事”的对冲基金及投行负责人，他们有自己“唱好”香港的理由：有“亚洲小黑石”之称的《太盟投资》去年已传出有意在香港上市，但一年下来却未见进展，但对手早已完成上市；《橡树资本》近年扩大在香港房地产投资，包括接管原属恒大元朗和南生围项目，以及原属高银的何文田傲玟项目。
至于对冲基金Marshall Wace尽管今年“说好中国故事”，但翻查2021年纪录，正是Paul Marshall本人，批评当时中央对科技和教育行业的打压令投资者却步，甚至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美国存托凭证（ADR）已经无法投资，而且不值得为中概股而冒险。”
当然投资世界𣊬息万变，特别是过去两年中美关系恶化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投资市场的看法可以一夜扭转。但这些投行多年来都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增长市场，但当前在华开展业务的成本上升：中国对资讯的严格控制加大了尽职调查的难度，美国政界及媒体的强烈反对增加了声誉风险，更重要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的重新开放，令人对其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故事产生质疑。
事实上，全球离开香港的金融机构名单正在加长。最大的美资公募基金领航（Vanguard）已先后将退出香港及中国，并关闭在华办公室。澳洲的西太平洋银行及澳洲国民银行亦会撒离。加拿大最大的退休基金之一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计划关闭香港的选股团队。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本月稍早报道，美国和英国的三家尽职调查公司正在将员工迁出该市。
所以当太盟投资的Gradel称许“一国两制”令香港有更大弹性营商，形容吸引人才没有难度，但这与客观数据明显有落差，事实不少跨国机构从香港迁往新加坡，香港美国商会调查发现，四成美资公司有意撤离香港，到底谁在说真心话还是另有政治经济目的，但愿我们的官员能有足够的智慧分得清楚吧！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