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
“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1980年代，韩秀以外交官夫人身份来华。（以上图片皆为作者提供）
05
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1964年的我也完全没有任何对于人生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尽管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但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我照样下地干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周毓敏眼睛看不清楚，织毛衣却飞快，而且花样翻新。她在与农家少女的交流当中得到很大的快乐。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课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讬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06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待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当我登上西行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像，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的许多暗夜里，我常常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长逝水湮没了的如歌的日子。
写于2009年4月11日
【韩秀，中文原名赵韫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2岁时被母亲赵韫如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迄今已发表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三十本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