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有意疏远她，但她却紧追不舍，一次心惊肉跳的经历迫使了我下决心和她一刀两断。那晚我们总队在城隍庙的露天院坝里演出《闯王进京》，当我和她的戏都已演完并卸下妆，我们从后台走过观众席，一直走到最后一排，这里的观众有的甚至站在高板凳上看戏，在这些人背后，她竟抬起双手搂住我的脖子，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似乎要亲吻一番似的，这个浪漫场面在二十一世纪的公共汽车上随时可见，可我们是在保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更加上我从来没有和一个女孩有过类似的接触，周围又全是军政大学里的同学，怎不令我胆战心惊浑身哆嗦。我怕这当众的搂搂抱抱被人发现挨批斗，就对她说：“我们去街上转转。”在街上，每路过一个小巷，这位“前卫”女孩就要我往巷子里走，那里面没有路灯一片昏暗，我反而担心发生什么犯错误的事。我心里想，这女孩胆子太大了，继续和她交往下去我一定会犯错误，就这样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不久，我从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足县警卫营，以后的四、五年时光，不论在军事院校和部队机关，也曾有过类似“险情”，但是为了伟大的革命理想，我们都“自觉地”压抑着那些原始欲望，从来未敢越过雷池而涉足爱河。因为战争才刚刚结束，许多团级以上的老领导四十岁都没有解决个人问题，营级以下的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单身汉”，怎会允许我们这些刚刚参军的年轻人加入竞争行列（这些刚参军的连干部都还没当上），偏偏部队里的女性又是那样的稀少。所以我真正的初恋也是在1954年离开部队才发生，紧接着就结婚生子，一副美满幸福的样子，结局却仍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后话。
那个年代，男性军人的婚恋是受着军阶和军龄的双重制约的，有明文规定八年军龄以上的连级干部、六年军龄以上的营级和四年以上的团级才可以批准结婚。班长排长包括区队长根本没资格谈恋爱更别说结婚，前文写到的我对“前卫”女孩的恐惧实质上也是对军纪的恐惧。况且除医院、文工团这类特殊单位以外根本找不到女性军人，客观上也就没条件产生恋爱甚至婚姻问题。我所遇到的这位淋淋的自杀者的恋情并不是从部队开始的，关于他的往事都是那位“前卫”女孩向我转述的……
这位自杀的区队长是江苏人，参军前是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他思想进步，在当年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学生运动中，以他出类拔萃的领导才能在同学中很有威信，那年头社会上称这类青年为“进步学生”很受青睐，学校里有一位低年级的漂亮女孩和他很快地坠入情网，两人情投意合一年多后私订终身，准备在全国解放后结婚。解放军攻克南京后，他俩并肩携手地参加了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文新大队，向往着在革命的烈火中进一步锤炼他们的青春和爱情，后来又随学校进军大西南，来到了四川，分配他俩同在三十五师文工队。
漂亮女孩不论唱歌跳舞演戏在文工队首屈一指，我也曾多次看过她的演出，对她也有几分崇拜。常言道树大招风，很快地被上级选中，随即调到了住在南温泉的十二军军部文工团，虽然一对恋人依依不舍但服从组织分配是每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原则，他俩也就只好互相安慰，反正共和国已经成立大西南也基本解放，距离他俩预约的婚期已近在咫尺。
分别才四个月，一个晴天霹雳砸向了区队长的头顶，漂亮女孩很快就要结婚了。军部的一位老领导在舞台上发现了这位漂亮女孩，按照五十年代初通行的婚姻程序，“老领导”向党委成员表示了自己的“意向”，相关成员给组织部门打个招呼，他们自会取出漂亮女孩的档案，看一看女方的出身经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如无大碍，便由几位“成员”“碰碰头”，基本取得一致后，就把这件事定了下来。再由一位“下级”出面代表组织找“漂亮女孩”谈话，指出这位老同志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现在全国解放了，老同志也应该解决个人问题了，组织上经过研究，认为你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可以和“老领导”结为革命伴侣。
这有关终身大事的组织决定，对毫无思想准备的“漂亮女孩”同样是晴天霹雳，想到这位“老领导”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值得尊敬。但由这位和自己的父亲年龄相当的“老领导”来充当白马王子，在心理上似乎也很难接受。“漂亮女孩”便用目前不准备解决个人问题的借口加以搪塞，虽然经过几番谈话，虽然谈话的规格也不断提高，虽然获得些进展，但始终未能得到关键性的突破。这时二号首长便亲自出马面谈，“漂亮女孩”的重重防线终于被一一攻破，最后她只好说她早已有了意中人，恋爱了两年多并一起参军，首长的回答简直令她大吃一惊：“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你放心，我们会给他做工作。”最后首长说：“我们有些青年同志口口声声说，为革命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一遇到具体考验，问题就出来了……”
“漂亮女孩”终于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她点头同意的时候，不知是否有几滴愧疚的泪水跌落在她的脚边。
从二野军政大学文新大队调到三十五师文工团的战友共七人，其中两位和区队长、“漂亮女孩”是从大学里一起参军的好朋友，他们对这起“知根知底的婚变”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私下里也有过些议论。总之这件事在十二军干部中还是有些影响，据说区队长引爆手榴弹自杀的那一天，正是“漂亮女孩”结婚的日子。
1954年，部队决定我转业到地方，按惯例在离开部队前，有关部门将对转业干部作一次谈话，为这事我去到了组织部下属的干部科，说明来意后，一位年轻军人将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并很礼貌地请我在门外的一张长藤椅上落座，他说：“请稍等。”便转身前去敲开了房门，一位穿便服的女青年估计是保姆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走出，那女青年回过头对着孩子说：“兵兵，给妈妈说再见。”那孩子举起小手向门里摆了摆，房间里传出一个清脆的女声：“再见，”他们便匆匆离去。年轻军人进到屋内，不过一分多钟便出来对我说：“周科长请你进去。”我走到门边，喊了一声：“报告！”清脆女声说：“请进。”进门以后这位科长正在看她办公桌上的一摞材料，她头也不抬地用手指着正前方的椅子说：“请坐。”这时通信员进来给我沏了杯茶后退下。
周科长抬起了头，一看见她，我的心就跳得咚咚地响，这位周科长不就是漂亮女孩吗？四年不见她似乎变了个人一样，那样成熟那样端庄，甚至令人敬畏，但我仍然在她的眉宇之间，捕捉出几分忧伤几分愧疚。她用很热情的语气说：“你辛苦了。”显然她知道我是从大凉山前线回来的，接着她就讲起支援地方建设的重要性，转业后要继续保持部队的光荣传统等等例行公事老生常谈。
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我竟会突然想到一句与此间气氛很不协调的古话，那就是“一将功成万古枯”，虽然它与血肉横飞尸骨遍野的战争场面没有直接的关联。
离开周科长办公室以后，我一直很后悔，那天我完全可以告诉她，我是区队长临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我没有说，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恶作剧似的语言是不是太残酷了。经过多年跌跌撞撞以后，我反而觉得我应该说，因为语言的残酷比起行为的残酷毕竟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