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份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的谎言的见证人。
——（捷克）哈维尔
只哼吟一个字的他
1962年的严冬，冷峻的寒潮盘旋在四川盆地低沉的天空，来自北方的雪风，在低气压的胁迫下，一股劲地向人们的衣领内、袖孔里穿透，去夺取那一丝维持生存的热量，偏偏人们每天能摄取的营养，国家严格控制着的粮食定量标准，低到难以养活一只猫的程度。那时号称粮仓的天府之国，也只能和整个国家一样，深陷在所谓的“自然灾害”的泥淖中举步维艰，能为自己生存而奔波的老百姓几乎都成了“准乞丐”。失去自由、被关押在灌县公安局陈家巷看守所的一批未决犯，他们的处境应该是不难想象的了。
灌县（今都江堰市）因靠近阿坝州米亚罗林区，得力于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这座建筑于五十年代中期的看守所按就地取材原则，除了看守所门外那高高的围墙和墙上的电网以外，其它的建材基本上都是木料。梁柱不用说，通常人们形容监狱的所谓铁窗，在这里也是木质的。不过用于隔离监房的墙壁仍然是砖混结构，因为木缝或自然形成的木板上的洞孔，都可能成为犯人传递信息的通道，存在着安全隐患，那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
这看守所是一个庞大的旧式四合院格局，正方形的四面都是监房，它们包容着院中的一个大型天井，那是在押犯人放风的地方。四合院的背后，则另有十二间全为砖石结构的小屋，呈一字形横列，被正式命名为小监。每间室内面积大约三平方米多一点，头两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监，我在这里面曾关过八个月。据我事后得知，住过这黑监的人，很少逃脱“验明正身，执行枪决”的结局。象我这样能活到六十七岁，还能在电脑上排列出一串串方块字的人，显然理应列入稀有但并不珍惜的动物之类，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话说1962年严冬，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二支队正在灌县修筑成（都）汶（川）铁路，这些劳教份子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比臭知识份子更臭的右派份子。今天的他们真正如毛泽东以竹笋为象征而加以嘲讽的那样，一个个“嘴尖皮厚腹中空”。“自然灾害”早已夺走了他们的正常体重，三年多的超体力劳动却仍然是遥遥无期的“成为新人”的改造目标，粉碎了反右斗争刚结束时的那份真诚悔改，一直矗立在一些人头脑中的神殿开始摇晃。这时在这个劳教队里，出现了一个名叫什么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什么组织，虽然我也是劳教队的“反改造份子”之一，但因此前我已逃跑在外，缉拿归案后又一直在看守所“未决”，并按所方规定隐去原有姓名，改为四十九号，对劳教队的情况不甚了了。
那时我刚刚从黑监“宽大”（似乎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汇）到了大监房，大监房除了房屋宽敞、光线充足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优点，那就是透过门缝或木栅栏的缝隙能看见室外的“风景”。你可千万别小看这看见二字，在一切行为都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监规纪律规范下的囚犯，除了我这种享受“独居待遇”（又一次找不到恰当的词汇）外，集体关押的犯人是万万不可轻举妄动的，即使是看看外面的“风景”。否则，只要犯人组长履行其职责，高呼一声“报告，某某号犯人在看外头！”一分钟之内，便有看守兵前来将违规者押走。运气好的可能有两种轻微处分对他进行挽救，一种是在训话室对着墙壁罚站，这大概出自“面壁思过”的古典，对此也曾有一个气焰嚣张的性犯罪囚犯给它定了一个不雅的名称叫做“日壁头”；另一种处分就是“剃花脑壳”，也就是用理发推子将犯规者的头发东一片西一片胡乱剪去，形成乱七八糟的不规则图形，以赢得观众的嘲笑。运气不好的自有脚镣手铐“伺候”。
前面还曾提到过风景一词，那可不是什么旅游景点，而仅仅是犯人放风的一个天井而已。但这也同样是不可当作小菜一碟，因为被严密封闭着的犯人，特别是独居一室的隔离犯，他们的寂寞无奈是常人难以估量的，对门外的声音和人流都十分关注，也十分敏感。它既可消遣、又可以满足好奇心。我甚至用尽千方百计并长久耐心地摇动，最后从门板上拔下一颗铁钉，冒着“图谋××××”的风险，竟以此铁钉作为工具，挖宽各处原有缝隙，以利拓宽视野。这类行为足以证明，犯人在听觉和视觉上，都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这也似乎再次证明“犯人也是人”，确实是个因朴素而更显得可爱的真理。
突然有一天，我侧边的“训话室”（入监犯人进行登记、进行搜身检查并接受“启蒙教育”的房间），显得异常忙碌，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仿佛在共同努力去打破一项什么世界纪录。我在门缝里偷偷窥视，知道是逮进来一批新犯人，其中不少人穿的是劳教队统一制作的衣服。另外那些虽然穿着其他样式的衣服，从仪表上判断也似乎是臭知识份子。我知道劳教队在着装上并无硬性规定，再加上这些新犯在训话室进行入监登记时，我断断续续窃听到的一些音节，得出的判断是，筑路二支队抓了不少人进来。在随后几天的放风中，通过我加工扩大的窥视孔，还看到一两张熟面孔，但我始终估计不到他们入狱的原因，直到若干年后，我到了劳改队，才从同犯的口中，得知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
两三天后，在一个凄风惨惨的深夜，从这四合院的某监房内，忽然有人高声呼喊：“报告！”其音调之高亢，用声嘶力竭四个字来形容也并不过份。更可怕的是，每隔一两分钟就这样呼喊一遍，在这万籁寂静的深夜，不用说这通风条件优良的木结构四合院，就是看守所那高于五米的砖墙，也很难阻拦这凄厉的叫声凌空飞扬，这显然会造成不良影响，这是统治当局不愿扩散到外界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