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五胡乱华”，泛指在公元4世纪初，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为代表的多个北方游牧部落趁西晋“八王之乱”之际，一举灭亡西晋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处于长期对峙的时期。
在我国学界，“五胡乱华”的时间，通常从成汉与前赵政权建立的公元304年开始算起，截至鲜卑北魏统一北方的公元439年止（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修订版））。
那么问题来了，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都是如何叙述这段史实的？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衣冠南渡”主题绘作
1日本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晚清推行教育改革后，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历史教育的主要工具。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内尚无可用的规范化历史教科书。不得已，各级学校只能搬用或改编日本学者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供学生使用。其中，由市村瓒次郎（1864—1947）、桑原骘藏（1871—1931）二人修撰的中国史著作，被作为历史教科书广泛使用。
晚清广州新学堂的学生们
1）日本学者的“中国观”
进入19世纪末，日本涌现了一系列“东洋史”著作，比如由坪井九马三与宫本正贯合著，发行于1895年的两卷本《东洋历史》；由藤田丰八主编，发行于1896年的《中等教科东洋史》等等。
1897年，市村瓒次郎将出版于1893年与1894年的《中国史》上下卷，在进行了一定的改写缩减后，以两卷本《东洋史要》的名义再版发行。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译名《中国史要》。
《中国史要》内页
《中国史要》将中国历史合计分为五期，分别是“古代史：开辟到秦并吞六国”、“上世史：秦到隋统一”、“中世史：隋到宋亡”、“近世史：元统一到清道光年间”、“今代史：自道光（1821）后至19世纪末”。
对于19世纪末的中国现状，市村在书中如是写到：“抑中国之势，自仁宗时渐衰，士气不振，上下苟且，其不能敌英人之锋，固不足怪。自取屈辱，于人何尤。自鸦片之战，知西人之伎俩，颇挫其虚傲尊大之气。他日设炮台造军舰改铳炮之机，亦由于此。故此一战争，关于中国之形势甚大矣”。
在他看来，“在外来的白人统治之下，清代中国与汉族都处于衰落之中，中国的未来难以确定。”
市村瓒次郎（1864—1947）
1898年，桑原骘藏推出了中等学校的教学用书《中等东洋史》。1899年，上海东文学社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译名《东洋史要》，王国维亲自为其作序。
本着阐明“东亚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原则，桑原骘藏在《中等东洋史》中将东洋史分为四个时期，即“汉族膨胀的上古期（公元前221年之前）”、“汉族处于优势的中古期（公元前221年至907年）”、“蒙古最盛的近古期（907年至1644年）”以及“欧人东渐后的近世期（1644年以后）”。
桑原骘藏认为，唐朝的灭亡预示着“汉民族开始走向了衰落”，“东洋史”的主角先后被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与入主中原的满洲人取而代之。进入19世纪后半叶，满蒙两大民族以及“中国”都趋于衰败；作为对比，原本处于东亚最东端的日本，逐渐从东洋史边缘走向了东洋史中心。
桑原骘藏与《中等东洋史》内页
2）日本学者眼中的“五胡乱华”
对于“五胡之乱”的历史事实，《中国史要》中如是写道：“汉入寇，入洛阳。晋之宗室，皆为所擒。弑怀帝，杀愍帝，灭西晋。”对于“五胡乱华”的成因，桑原骘藏认为，主要是西晋“八王之乱”造成的：“（晋）国势如此，戎狄乘机内犯，陷晋洛都，晋乃南渡，仅延祖息于江南一隅。”
西晋“八王之乱”
对于“五胡乱华”这段历史，二人都是从胡汉民族对等的角度来叙述的。因此，“由汉人建立的东晋与五胡建立的北方政权，本质上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人对“五胡乱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着墨不多，但都对“五胡”中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比如市村认为，建立后汉的刘渊“博通经史，娴习武艺，以匈奴勇武之质，受中国文物之教，五部之豪杰，及北方之名儒，颇有归之者”，是“匈奴一大俊杰”。另外，灭亡西晋的刘渊之子刘聪是“晓勇通经史的一世英物”，刘渊从子刘曜是“有文武之才的一世英物”，建立后赵的石勒“天资磊落，有勇略”。
“十六国”时期的成、前赵、前凉、后赵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二人不仅强调“五胡之乱”是“国与国之间对立”，而且还对“五胡”中的知名政治人物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易察觉但充满了恶意的“阳谋”。
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各界的民族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东洋史学家们认为，“作为亚洲民族的日本，是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代表，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历史的主导权”。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学者们对我国的蒙、疆、藏以及东北等地的人文史地情况给予了重点关注。
伴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他们先后炮制出了诸如“中国文明停滞论”、“外来文明输血论”等带有“蔑华”色彩的“中国学说”，企图将中原王朝与边疆彻底割裂开来，最终达成“肢解中国”的险恶目的（拓展阅读：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印象”：良知泯灭、文明停滞和“亡国结局”）。
一言概之，前面提到的北方游牧民族首领们，固然富于军事才能，乃至在政治领域也颇有见识，但本质上都是日本学者们“分裂中国”的工具人而已。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皇室
2晚清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翻译并引用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举措，受到了我国知识界的广泛批评。比如梁启超认为，“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
因此，从1903年以后，中国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基本都以国内学者自编为主。但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国产教科书虽未指明改编自日本教科书，但明显受到了对方的影响。
比如由夏曾佑主编，发行于1904年、素有“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美誉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封面
1）晚清学者的“民族观”
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编者一般会列举中国境内的汉、满、蒙、回、藏等多个民族（人种），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比如《中国史要》列举了中国境内的五种人种，即苗、汉、蒙古、满洲和回回人种。
在谈及清朝的统一时，书中如是写道：“满洲一统中原，成为一大帝国，中间有与汉人之争，又西北则受俄国蚕食，东南则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中国境内之人种竞争不止，当至于世界各人种之竞争也。”
一言概之，在日本学者编写的教科书中，判断一个民族或人种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入主中原并建立了强大的大一统政权”。
制定侵华作战方案的日本海军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撰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汉民族的主体完整性，“中国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到本民族的主体——那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强所瓜分的领土。”
因此，国产教科书彻底推翻了日本学者的“民族观”，选择了“以汉族为中心”的论述方式。比如由陈庆年主编，改编自《东洋史要》，发行于1909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不仅全面剔除了满、蒙、回、藏等民族的介绍，还将之尽数纳入到了“苗、夷、狄、戎”的范畴（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巨变）。
对此，他在书中如是解释道：“汉族于上古最远之时，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国内地。是等之民，约在五千余年前，已繁殖于黄河沿岸，分无数部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汉族西来说”？）。
一言概之，国产教科书的编者们，全盘否定了日本教科书“关于汉民族缺乏主体性与连续性”的观点。换言之，“汉族尽管在历史上曾经被其他民族统治过，但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中国历史教科书》内页
2）晚清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围绕“五胡乱华”的论述，国产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的叙事语言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
简单地说，各版教科书一致认为，“五胡之乱是居住于中国内地，长期与汉族杂居的胡人所为。它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晋室内部的人民起义。”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如是写道：“晋、南北朝时，胡族与中国交涉者不止此，此则皆寄居内地诸降胡所为，其事与黄巾群盗相同，而与敌国外患有别，故附记于八王之乱之后，所以见中国之乱，当时有如此也。”
晋陵位置示意图
与此同时，各版教科书均对后汉灭亡西晋与掳杀西晋二帝的史实，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比如《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如是写道：
（刘聪）既即伪位，命其党呼延晏、王弥、刘曜南寇，晋师前后十二败，长驱围洛阳，陷之，纵兵大掠，虏天子，杀太子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
迁帝于平阳，聪谓帝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使为陛下相驱除耳！”聪又使帝行酒，瘐珉、王隽起而大哭，聪遂弑帝，并害珉等。
愍帝即位于长安，聪复使刘曜陷长安，执帝归平阳。聪欲观晋人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执盖，多有涕泣，或失声者。辛宾起而抱帝大哭，聪又弑帝，并害宾等。
“五胡”南下，西晋灭亡
我们可以看到，夏曾佑对匈奴骑兵进入中原地区的残暴掠杀，尤其是对西晋末代二帝的被俘与受辱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与此同时，论述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强烈的亡国之痛和屈辱感。
另外，“胡人”领袖们不再是英明神武的人物，而是灭亡西晋，掳杀中原人民、破坏中国文化的篡位者——这也是夏曾佑刻意将刘聪称帝视为“即伪位”的原因所在。
古画中的刘聪形象
3民国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民国成立后，“维护民族团结”与“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等问题，成为了新生政府亟需解决的棘手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汉族为叙事中心”的历史读物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拓展阅读：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修订版））。
比如学者钟毓龙认为，“吾国历史向以汉族为主，于他族多有贬辞”。因此，他建议新版教科书“应以五族共和为纲，故于满、蒙、回、藏四族之肇兴与进化及其势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遗，以符现世；其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等，绝无轩轾，借联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气。”
“南北和谈”老照片
1）民国初期教科书中的“五胡乱华”
在倡导“五族共和”的大背景下，教科书对“五胡乱华”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由赵玉森主编，发行于1913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认为，“上古期是形成中国民族的最重要时期，也是汉族融化各族的时代”。该书还指出，这个时代“从黄帝以来，共有四个时期”，其中，“五胡云扰”为第四期：
第四期以五胡之云扰为桔槔，匈奴虽服，终有玄黄必战之思，且款塞处边，于吾族中原之文化，究多隔膜。自五胡云扰，于是黄河南北，吾炎黄列代所经营之区域，吾千贤百圣所制造之社会礼俗，举为此诸族所亲炙。
《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封面 via孔夫子旧书网
就形式上言之，小部分良不免破坏；而就精神上言之，则大部分皆大受刺激大受感触而相为抟捖相为化合。于是五族之发达，又增进一步。凡吾国民，对前历史当感先民铸成伟大民族之劳，而思所以光大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五胡之乱”被调整为“五胡云扰”，而且编者还认为，“五胡云扰”固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但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内页 via孔夫子旧书网
与前者类似，由钟毓龙主编，发行于1914年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同化和汉化”为题，详细地论述了这段史实：
“魏晋而后，文字愈华，丧乱愈甚，满、蒙、回、藏诸族，迭起交乘。汉族失败始于此。五胡之混合，亦始于此。惟满、汉、回、蒙诸族，本无文化，一入中原，辄慕汉族之文化而效之，舍其尚武崇欣之俗以尚文崇虚，其根据势力又本不如汉族之厚。故不久仍为汉族所并，而受其同化。此则其得失之林也。”
编者认为，五胡入侵中原，固然给汉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汉族与北方五胡的融合进程。毕竟，“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无一例外都被汉族同化了”。
《新制本国史教本》via孔夫子旧书网
进入20年代以后，各版教科书都开始围绕“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对此，由朱翊新主编，发行于1929年的《初中本国史》中如是写道：
南方自经汉代开辟后，中原的文化渐渐南下。三国的吴，建都江东，愈见开明。一入晋代，经五胡之乱，北方文化遭异族蹂躏，北方人遂相率南迁。他们到了南方，虽有轻视南方人之意，不肯弃其郡望，侨立州郡，但江南文化却因此大盛。
《兰亭序》冯承素摹本（也称为神龙本）
因异族居中原既久，渐染华风；而北方人士，留仕异族的也非少数，这样，异族便大受华族的同化，到拓跋魏时，一切模仿南朝；北齐、北周的治制，又多为后世取法。这都是同化之明证。
一言概之，民国时期的各版教科书对“五胡之乱”的论述，都是从正反两个层面进行展开的。
简单地说，编者们即看到了五胡入侵中原后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和破坏，也同时注意到了这段史实对中国民族形成的重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五胡之乱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观点，逐渐成为了学界主流。
《初中本国史》内页
2）外敌入侵背景下的“五胡之乱”
用发展的眼光看，“五族共和”的理念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建立汉族十八省独立国家”的局限和狭隘，也对其他民族的“中国认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五族共和”的本质是“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个最大之民族”，一直难以超越隐含于“合”与“冶”之中的“汉族本位”观念。
因此，用“民族同化”的角度来评价“五胡之乱”的史实，一直都是民国初期的主要立场。具体而言，“民族同化”是单方向的，北方少数民族一直都是接受先进文明浸润的“被同化对象”；至于汉族接受到的外族影响，几乎都是南下的少数民族带来的破坏（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东晋十六国时期全图
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在进入30年代后，各版教科书对于“五胡乱华”的评价再度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发行于1933年的《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作者梁园东认为：
“中国的民族经过长期的同化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如今已互相趋同，混成为一个民族而不可分割。因此，五胡的迁徙，尽管直接酿成二百多年的扰乱，但在此扰乱中，北方民族几乎全部同化于中国。新民族的增添，在文化上至有关系，五胡的扰乱，不应当只以他们摧残文化看待。”
在他看来，其他北方民族不仅同化于汉族，汉族也同化于其他民族，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换言之，“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是由许多个不同民族混合组成的。
《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内页
实际上，这种带有“民族融合”的民族观，已经成为了很多学者的一致共识。比如在发行于1932年的《本国史》中，主编孟世杰专门开辟了“民族的融合”一节，对“民族融合”的进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五胡都曾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文化劣于汉民族，所以国灭后皆被同化。又因为胡族羡慕中原风尚，君主提倡于上，臣民相效于下，结果自然促成民族的融合。民国成立后，所有域内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一律平等，当更易铸成伟大的民族团体。”
《本国史》内页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五胡乱华”的历史进程，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也间接影响到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最终显著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形成。比如由罗香林主编，发行于1935年的《高中本国史》中如是写道：
“及八王之乱作，五胡遂分割中国。当时中原扰攘，大多人民南迁，其结果遂使南服之地为汉族开发，而江南的土著居民亦最终同化于汉族；而五胡占领中原地区后，与留下来的汉族，相互混化融合。五胡因为文化不如汉族，虽获汉族居地，而种族反为汉族所同化，汉族血缘以是日杂，而范围也以日广。”
一言概之，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激荡变化，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们在论述“五胡乱华”时，几乎不再特意提及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情况，反而更多强调“五胡”对民族融合的意义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高中本国史》内页 via孔夫子旧书网
4尾声
从“五胡乱华”在清末民国时期不同时间节点的不同表述，可以启发我们对民族主义一些认识的重新思考。
就近代中国而言，由于现实环境的激荡变化，往往一个认同刚刚建立就要接受被动调整。换言之，围绕同一个特殊、敏感话题的讨论，其结果都会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而改变。于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似乎缺乏一个稳定的又有具体内容的认同对象，处于一种空洞的状态。”
当然，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不断赋予事件以意义而调整认同，也可以视为民族主义自身的特质之一。用发展的眼光看，正应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我们能看到的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