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行”，有播放某教授在“群众论坛”上的讲话录音，在北校开会鼓动“鸣放”，参与去中共北京市委、共青团中央反映师大的问题，在广播里传达访问胡耀邦时胡的讲话，与其他社团联络等。这些“行”，多系社长个人，或偕同若干成员所为。
从5月23日之后，“苦药”在校园露面，至学校开始“反右”，“苦药社”参与“帮助党整风”有半月左右。随后几日是：自我检查，接受批判，彻底瓦解。总的存活时间只是近20天。
三、揭露“苦药”、声讨“苦药”、清算“苦药”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根据伟大领袖战略部署，一声号令，从“整风”转入“反右”。
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反复修改，在《人民日报》发表。其基调，由“放”改为“收”，增加阶级斗争、“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等内容，成为“反右”指导理论与战斗武器。
在北京师大，对“苦药社”及其骨干成员的批判斗争，经历了“舆论准备——班内揪斗——全校大批判”三阶段。酝酿20余天，实战则历时约一月。
舆论准备，就是掌握武器，提高认识，统一口径。比如，“六条标准”只是原则，相当抽象。作为武器，在于持有者如何运用，即如何解释，如何对号入座，包括武器指向什么人的问题。
开初，“对‘苦药社’的问题颇有争论”。（6月16日校刊）所争论者，“苦药社”是不是反动社团？《苦药特辑》是不是毒草？即，是否违反“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苦药社”的评论，针对的是党委对本校整风运动的领导；“苦药社”的《访问记》，仅记述知情者言（被访问者的谈话）；其《新今古奇观》与《奇冤记》（即《苦药特辑》）是表现形式的转换（采用章回小说体，材料主要取自大字报）。
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争论在校刊有所反映。查阅校刊，最早评论“苦药社”的，是两篇同题文《评〈苦药特辑〉》。一篇指责“《苦药特辑》所载之事与事实的真相有不符之处，作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歪曲了师大的现实，模糊了对某些同志的正确评价”。（6月14日，作者：杉条）另一篇说，“在《苦药特辑》之中却充满着片面的，甚至于对现实歪曲和荒谬的言论，……其中的确是存在大量毒素，如果只从这两本小册子看师大那真是一团漆黑。”（6月16日，署名：“人民之声”和教研一群）
要害在于“歪曲了师大的现实”，“只从这两本小册子看师大那真是一团漆黑”。由此推理延伸，自可得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根据批判者的创新“逻辑”（亦为“反右”运动的重要“逻辑”）：“右派”的手法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肯定”是假，是手段；“否定”是真，是目的。“苦药社”正是由“否定”师大党委与社会主义大学，而达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
认识统一了，即刻组织队伍，投入战斗。7月初，开始在班内揪斗“右派”。
7月4日，初揪3名“核心人物”。（7月9日校刊：《揭发“苦药”社核心人物的右派言行》）按：第一名揪的是汪智，“肃反”时曾蒙冤错斗，后即向他“赔礼道歉”；这次再揪，据说他“对党敌视是一贯的”。第二名揪丛鉴，因为“丛鉴笔下的党委都是些寻欢作乐，不务正业的登徒子”，被指是“对党的极大的侮辱”，等等。第三名揪的是社长卫之祥。只有卫称得上“核心人物”，前2人只是一般成员，或可称“活跃人物”。
7月6日，乘胜追击，挖出“决定‘苦药’社方向的一个小集团”。（7月9日校刊：《决定“苦药”社方向的一个小集团》）按：此所谓“小集团”，所谓“决定‘苦药’社方向”，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小集团”，指郑景星、胡家瑞、薛若安3人，以及女同学胡同孙。郑、胡、薛是4年同住一室的室友，胡同孙与郑景星是1957年元旦刚结婚的夫妻，他们平日的接触，自然多于其他同学。这就是“小集团”？“‘苦药’社方向”是“帮助党整风”，这是党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就“决定”过的，他们4人“决定”得了？若强加“反党反社会主义”方向，作为“苦药”主要罪证的《奇观》与《奇冤》，那亦与他们无直接关系，因为他们事先不知情，更没有参与两者的撰写。
4日、6日两场下来，已揪出7人，占乙班总人数（70几人）约十分之一。继续奋战，经一次再次揭批，又有11名“右派”（谷兴云、冯三浩、李授珊等，其“罪行”不再分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揪斗方告结束。
经充分备战，7月底8月初，举行对“苦药社”的全校大批判。接连两场，一场是“论坛”，一场是“大会”。均以“群众”名义（学生会、班级与社团）发起、组织并主持，借以说明批判“苦药”是“群众”要求，是“群众运动”。如此兴师动众，连番猛攻，只因“苦药社”的文字，尤其“章回小说”《新今古奇观》、《奇冤记》，影响大，“流毒”广。
7月30日，“学生会、中四（4、5班）与大家放、山鹰等社联合举办群众论坛”：《揭露‘苦药’、声讨‘苦药’、清算‘苦药’》。“先后有8位同志发言，他们揭露了决定‘苦药’性质和方向的骨干分子们的罪恶活动”。（8月1日校刊）
8月3日，扩大规模。“学生会、中四（4、5班）、大路、望远镜、大家放、求是、山鹰等社又于8月3日上午联合举办了批判‘苦药’大会。大会进行了4小时，同学们的情绪一直都很高，发言的同志们都以极愤怒的心情揭露和批判了《苦药特辑》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彻底的粉碎了《奇冤记》《新今古奇观》这两支向党进攻的毒箭。”（8月5日校刊：《彻底粉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团——“苦药社”》。）据报道，“与会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要求，要右派分子向人民低头请罪”。于是，“苦药社”11名“右派分子”被点名上台示众。长长一排，集体亮相，一个个灰头土脸，尊严尽失。
两场全校批斗，达到预期效果：消除了影响，肃清了“流毒”，同仇敌忾，舆论一律。值得一说者，真是时代不同了，新旧社会不一样。过去，校长、教授保护和藏匿被迫害、被搜捕的学生，有的为抗议学生被捕、被害，愤而辞职。如今，面临政治运动，学校当局竟然领导起对学生的斗争与整肃，教授（也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亦对弟子口诛笔伐。教授表态，增加了批判的权威性和力度。学问高深的教授先生都发话了，还不该批、不该整？
先看师大教授对“苦药”的笔伐。承担此任的，是本系副主任萧璋教授，也是此班学生的业师。这位教授兼业师撰写《声讨“苦药社”》一文，指“苦药社”为“积极向党进攻的反动社团”，“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文称：“这个社团的反动言论，集中地表现在他们所出的《苦药特辑》里面”，“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策略，是非常恶毒的”，“他们的目的是……打倒党，推翻党。”（8月1日校刊）
有两位教授，本系和外系各一位，在8月3日“彻底粉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团——‘苦药社’”大会上，实施口诛。
本系的一位（启功教授），从文艺形式上，“撕碎了《苦药特辑》的迷人的外衣”，说“专就形式而论……也不能给它及格，加上反动内容，则要负上若干分了。”（8月5日校刊）
外系的一位（王真教授），更是“带病在会上作了发言”。这位教授“从阶级观点出发来看青年”，说“苦药社的右派分子是流氓成性的、剥削人、压迫人惯了的分子”，“他们就是狗，只能得到狗的地位”；而且预言“将来”：“右派分子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将来不管是什么时候，右派分子都是抬不起头来的！”（8月5日校刊）
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师长推弟子一把；“师兄”（亦称“大学长”）也不能落后，争向井底投石块。“师兄”者，本系研究进修班学员之谓也，大致相当于在读硕士生，可能已达博士水平。他们学精业深、阅历丰富，擅长深文巧诋之术，故充当讨伐“苦药”主力军。
“师兄”批“苦药”的力作（也是“反右”文章代表作）有二，皆为长篇高论（同载8月5日校刊），极有价值，研究“苦药”一案及北京师大“反右”历史者，不可不读。——其实，结论是既定的，共同的，两文只是选择的材料、批判的高度、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其一，三社（大路社、望远镜社、大家放社）代表宋肖平“在清算‘苦药社’反党罪行大会上的发言”（全文）：《〈苦药特辑〉——一支向党射出的毒箭》。
此篇专批《苦药特辑》，从其中选材料，批判高度（即语言暴力）属“次高”等级。所用则为“想象”法。
以想象开锣：《苦药特辑》“在国外的影响，我们还没有材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间谍特务们会怎样欢迎它。他们会利用这些材料大肆污蔑我们的国家，挑拨一些国家同我们国家的关系。”——这是虽然“没有材料”，但“可以想象得出”。
以想象收场：“本刊以造谣文字为攻击武器，以进攻共产党为基本任务，以搞垮社会主义社会为最终目的，希有助于资产阶级之复辟焉！”（伪《苦药特辑·序言》）——这是有“材料”而“可以想象得出”，即将《苦药特辑》原序言（“本刊以辛辣文字为批评武器，以惩毖治救为最终目的，希望有助于解决人民内部之矛盾焉。”）“改正过来”。
文中想象，可谓俯拾皆是。如：“右派分子们（按，指‘苦药社’）所攻击的‘三害’（按，即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我们所说的‘三害’不同。他们所攻击的‘三害’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人民民主制度。”“这位冯三浩在写这几回时，有点飘飘然起来了。他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为‘红颜薄命’的女子打抱不平的‘骑士’‘英雄’。”“‘苦药’的骨干分子和章、罗、储、葛是一个脑袋——资产阶级脑袋”……为节省篇幅，不再列举了吧。
“反右”指导理论有云：“同毒草作斗争”，“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试问：“想象”是不是“科学的分析”？是否“有充分的说服力”？
其二，《从苦药社的社论、访问记看它的反党实质》，署名“望远镜”，即“三社”之一的望远镜社；此文当系社中诸君子集体智慧的结晶。
此篇批判《苦药特辑》以外全部文字。开章是精细统计：“苦药社”“除反动透顶的《苦药特辑》之外，还发表了55篇文章（包括社论、访问记、打油诗等一切在内）。”进而将《苦药特辑》从“一支向党射出的毒箭”，升格为“向党集中发射出的一只重磅炸弹”，其余的，“这50多篇文章就是向党放出的一支支毒箭”。据此计算，共“向党放出”：“一只重磅炸弹”，再加“55”“支毒箭”，得数56。语称罪大恶极者为“十恶不赦”，“苦药社”则另增46“恶”，则为“56恶不赦”。可见罪孽之深，之重，之无与伦比，之无法形容矣。因而，此篇批判的高度，达“最高”、“至高”等级，即将话语霸权发挥到极致。
“望远镜”其实也是“望深镜”、“显微镜”，具有“从字缝里看出字”的功能。此“功能”即其批判“苦药”社论的方法。表现为，连续以“在他们看来”（两处）、“也许有人说”、“他们主张”、“言外之意是说”，等等，竖起靶子，即以“被看来”、“被主张”之类，代“苦药”立言，再一通猛射，箭箭（“红箭”？）中靶。
批“苦药”的访问记，用“排除法”。既说“苦药社先后访问过不少教师、职工、校外人士等”，却专“拿被访的我校教师来说，计有11人，其中右派分子3人，对党有不满情绪的4人，这两种人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进而，根据这臆造的百分比，证明“苦药社”与“这两种人”是“臭气相投”，“彻头彻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为什么将“职工、校外人士等”排除在外？——如果不排除，能证明所谓“臭气相投”、“彻头彻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