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党委书记在总结“反右”胜利的报告中说：“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采取了说理斗争、以理服人的方法。”（《北京师大反右派斗争获重大胜利》，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望远镜”所用“从字缝里看出字”法，以及排除法，不知是不是“说理斗争、以理服人的方法”？
在所有声讨“苦药”的文章、发言中，此篇最夸张，最唬人，最“彻头彻尾”，因而，距离“苦药”实际也最遥远。此亦“望远镜”之所以必需也。
这篇“望远”高论，也是批判“苦药”的压卷作品，终场戏目。北京师大挞伐“苦药社”之役，至此鸣金收兵；在校刊上，“苦药”此后销声匿迹。
四、罪与罚
北京师大“整风反右”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按，应读作“运动群众”），即大鸣、大放与大批、大斗，于8月初告一段落。之后，进入关键性的个案审查、组织处理时期。对应届毕业生“右派”的审查处理工作，因涉案人数多，耗时约3月。
在近3个月时间里，被揪斗的“苦药”人，与本系同级其他班被揪者，组成一支不大不小的队伍，约合正规军半个连。他们按照运动领导者的命令，以戴罪之身，在同级同班一位“革命群众”代表（即“左派”）指挥、监督下，日日服劳役，以示先期在校内接受惩罚。“十一”国庆期间，被剥夺参与集会庆祝与游行的权利，且不许“乱说乱动”，只能由“革命群众”派人看管，集中收听实况转播。
10月31日（或11月1日），召开“宣判”大会。中文系总支书记李筠代表学校党委，公布本系毕业班“右派分子”审查处理名单。据宣布，全年级学生约220人，共划“右派分子”50余人，分“一般右派分子”与“极右分子”两种。所给惩处分别是：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劳动考查，分配工作考查（考查期有2年、1年半、1年几种），等等。是党团员的，开除党籍、团籍。
总支书记还宣布：对所有参加“右派”社团（“苦药社”、“底层之声”等）的学生而言，这项“参加”是一历史污点；以后如填写登记表，此即“参加反动党（社）团”之实例。
“苦药社”所在的乙班（4、5班），划“右派分子”18人，占全班人数约四分之一。其中16人是“苦药”成员。这16人里，有“极右分子”3人，其余是“一般右派分子”。惩处是：劳动教养1人，劳动考查1人，其他人分配工作，考查2年、1年半、1年不等。（具体情况，见后附《“苦药社”“右派分子”名录》）
“苦药社”成员大约有30多人，划“右派”者接近一半。还有定为“中右分子”的，因是内部控制，未宣布，不知其详。所划“右派”16人中，共青团员14人，中共预备党员1人，一律开除团籍、党籍。其余未划“右派”的共青团员，几乎全都受到留团察看、严重警告、警告等团纪处分；是中共预备党员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从性别看，男同学划“右派”14人，女同学划“右派”2人。男同学中，以副社长、总编辑、访问组长等所在的西北楼416室（住8人）“右派”最多，划6人。其次是“苦药”起源地西北楼423室（住7人），划“右派”4人。撰写《新今古奇观》的西北楼418室，虽然只划2人为“右派”，但其余参与写稿的共青团员，一律受到留团察看、严重警告等团纪处分；其中，中共预备党员1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至此，“苦药社”的“主将”、“骨干分子”、“核心人物”、“小集团”、“英雄们”，等等，这些所谓“流氓成性的、剥削人、压迫人惯了的分子”，这些所谓“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大批的鱼”，终于被钓翁或渔夫一网打尽。
嗣后，即11月初，中文系党总支负责人分别召见“右派”毕业生，教训几句话后，出示一张“判决书”，即《结论及处理意见》。上面写着该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由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委员会审查人、总支书记分别签名。其下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签署“同意总支意见”与日期，审查人签名盖章。最下是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同意”，盖校印，副校长何锡麟盖章，注明日期。
这一份经过“系总支——学校党委——学校副校长”（按，校长是民主人士、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实际领导和主持学校工作的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三级党政组织与领导人审查同意，并分别签字盖印的《处理意见》，就是这些“右派”毕业生，在母校学习4年，“帮助党整风”十几天，最后获得的毕业鉴定及政治结论。按照要求，这些被剥夺了话语权、申辩权的学生，还要当场在《处理意见》下方，写上自己的姓名，表示接受。
在北京师大受到的教育，与母校领导、老师、同学的亲密接触，到此结束。
16名“苦药”“右派”，在领受了“判决”后，一如其他难友，迅速卷起铺盖走人。欲哭无泪出校门，何堪回首。有的暗自思忖：什么母校，如此无情，怎能再回这伤心之地！
他们在初尝学校惩罚后，接着是，或被送农场，继续服苦役，而且更加残酷，或走向四方，承受更大的社会惩罚，肉体的，精神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家庭亲人的。在“苦药”人中，沈巧珍是唯一为因“反右”而殉难者，她遭受的摧残、磨难，却是难友们共同的，相似的，时间长达20余年。
五、未了“苦药”案
1957年11月，寒冬早早降临古都。
北京师大对“苦药社”“右派”个人的“判决”处理，随着这些“右派”学生离校，似已结束。真的结束了吗？另外，“反动社团苦药社”案结束了吗？还有其他类似“案”，全都结束了？渺茫的答案，长久的等待，等待……
22年，漫漫长夜与白昼，纠结着，延伸着。其间，经历“文化大革命”，又一场难熬的人类浩劫，空前绝后，持续10年。过了10年，又等3年。1979年，春天终于来了，晚来的春天，而且又是“早春”，寒春。不由得令人想起《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右派”名作，作者费孝通，社会学家）。早春，未必阳光灿烂，惠风和畅，感觉还是凉飕飕，冷冰冰。
《大事记》记载：“1979年4月本月，我校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工作已接近完成。有354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占1957年全校划右派数的90%以上。有12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正副教授，已经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其原有级别职称。……”
正是在此前，“右派”学生也等来一纸《改正通知书》，文称：“根据中央〈1978年〉55号文件精神，你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1979年2月×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对你开除××的处分……”云云。落款是“北京师大落实55号文件办公室”，盖“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政治部”红印。
面对这张不带感情、没有温度的《通知书》，默念“决定予以改正”，真不知说什么好。
20多年，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肉体的，以及家庭的，生命的……种种伤害、损失、牺牲，就由“决定予以改正”6字，统统“改正”了？6个字，22年，1字约抵3年7个月。
既是“改正”，必有错误。什么错？谁之错？如何错？为何错？怎样弥补？
当初，三级党政组织与领导人审查同意，分别签字盖印，如此“慎重”、“负责”，“严格把关”。如今，为什么只是落款与红印不一致的两个临时机构：某“办公室”，某“政治部”？为什么审查处理者与当初不一样？前后迥然不同，如此不相称！再有，一旦两个临时机构撤销，再找哪个机构、哪位领导人反映情况，或请示问题，或汇报思想？这是不是预留伏笔，等待以后对“改正”进行“再改正”？这年头，变化多端，理论与“逻辑”不断创新，实在难以预料。
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就算已作“改正”，那么，“反动社团‘苦药社’”呢？所谓“反动社团”，有没有《改正通知书》？“苦药社”如继续“反动”，永远“反动”，其成员是否依旧“反动”，永留“污点”？“改正”与“反动”并存，岂不荒唐！
当年，宣布“苦药社”是“反动社团”的，不仅有校内“革命群众”，如某教授的文章，某社团及其代表的发言，他们是“民间”声音；再就是，除代表中层领导的党总支书记外，更有代表“官方”高层（学校）的领导人，这才是“权威”发布，一锤定音。
“师大反动社团‘苦药’社”——这是学校党政领导人（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在首都立法机关，即北京市人大会议的庄严会场，对“苦药社”的定性，并向社会宣布。（据《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努力办好社会主义的师范大学——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署“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副校长何锡麟”，见《首都高校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33页，北京出版社，1957年）
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代表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那么，北京师范大学对“反动社团‘苦药社’”的定性及向社会宣布，经20余年的历史检验，实践检验，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有没有“改正”的必要？
从1979年春，至2011年春，又是30多年过去了。关于个人的所谓“改正”问题，关于所谓“反动社团‘苦药社’”的问题，一直期盼北京师大给一个合理的、明确的说法。
苟活的“苦药”人，已故的“苦药”人（他们是：沈巧珍，丛鉴，萧敦煌，黄家榜，胡家瑞等）如地下有知，都在期盼着，期盼着。遥望云天，翘首期盼。
要将“师大反动社团‘苦药’社”，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反右”遗案终需了结，绕不过去，掩盖不了，拖也不是办法。当年的党政负责人，早已离开领导岗位，负责任的继任者，在位者，难辞其责。
六、无尽的思念
回忆“苦药社”，自然包含着对辞世难友的深情思念，尤其是惨死的沈巧珍。由难友沈巧珍，又联想起烈士刘和珍。不是和珍、巧珍都有“珍”，而是她们有共同的性别、身份，相似的遭际：都是师范大学的女学生，刘和珍就读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可谓隔代校友；都是为自己的热爱而罹难，而惹祸，一位因所爱之国，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一位因所爱之党，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
但是，不同也是明显的。
刘和珍死于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即1926年“三一八惨案”。那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旧中国，黑暗时代，被段祺瑞执政的卫队，用“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鲁迅语）射杀，是勇毅的死。年仅22岁，未及享受婚姻家庭的温馨。
沈巧珍死于1966年7月25日，即“文化大革命”（按，应读作“大革文化命”）中。是伟大领袖创建与领导的新中国，光明时代，被“革命群众”野蛮批斗、精神折磨致死，是惨烈而亡。有关情况是，“于四川自贡的釜溪河投水自尽，时年三十有二。撇下一儿一女，女儿两岁不到，刚会走路；儿子才四个月，还在吃奶。”（见《沈巧珍当“右派”》）
北洋政府统治的旧中国，容不得爱国学生。伟大领袖领导的新中国，为什么要逼死爱党青年？
沈巧珍悲剧的根源是什么？起因在哪里？
说到起因，应该追溯至1957年。“沈巧珍当‘右派’”，这是点睛之笔：是北京师大将其打入另册，贬为贱民，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这才引起后续的一次次批斗、围攻、折磨，以及种种不堪忍受的劫难，直至以死抗争。
据披露，“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段祺瑞不在执政府，也不知道谁下令开的枪，听说政府卫队打死了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戳的忏悔。（互联网资料）
对沈巧珍之死，不说“长跪”、“食素”、“忏悔”，那么，谁应有所担当？作为“苦药”人，巧珍悲剧与“苦药社”有关，但不是“苦药社”造成的。而悲剧源头的北京师大及其领导人、负责人，是不是应从中有所反思与感悟，有所承当与铭记，乃至有所表示？
此时此刻，“苦药”苟活者要诉说自己的心语：沈巧珍，常常微笑着，态度温和的好同学，为你热爱的党而殉难的“苦药”人：我们，你苟活着的老同学，“苦药”难友，向你奉献无尽的悲哀，永恒的思念。期盼你的冤魂，早一天得到抚慰，永远的抚慰！
回忆与思念就要结束，不妨回到本文开头的第一问：还有必要回忆“苦药社”？在文章末尾，或可再补一句。
佛祖说：一粒沙含三千大千世界。
诗人威廉·布莱克吟咏道：“从一粒沙子看到一个世界，从一朵野花看到一个天堂。”
那么，从一个小小“苦药社”，能否折射出一场政治运动，一段不应忘却的共和国历史？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置身于“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的环境，鲁迅先生感叹道：“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记念刘和珍君》）
“文革”之后，巴金老人说：“我们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却有人反复地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为什么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健忘’的亏？”（巴金：《随想录》102页，三联版，1987年）
一介“苦药”老朽，絮叨几句不得不说的“苦药”话语，聊以备忘吧。惟愿可供后人了解，史家、识者研究云尔。
2011年“三一八”之后10日初稿
“三一八”之后又1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