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物换星移。半个多世纪，历经四代，还有必要回忆“苦药社”？
近年来，它屡被提起，表明仍受关注。但，或不准确，或系妄说，或引出疑惑。
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名菲利普·肖特，把它与伟大领袖联系起来。他在引述领袖的“钓鱼论”（“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之后，写道：“运动接下来扩展到北京大学校园里……学生团体也组织起来了，取名如‘苦药方’、‘低层之声’、‘野草’及‘春雷’等……”（《毛泽东传》374页，中国青年版，2004年）。——菲利普先生说错了名称，说错了学校。
重庆某刊有文章说：“北师大的校刊《苦药》……是中央整党整风期间的刊物之一”，“《苦药》社声震文坛，全国有近30个高等院校的学生组织申请成为苦药社分支机构。”“全国许多著名作家和专家教授为它撰稿”（参见《重庆文艺》20007年第2期）。——此说不靠谱，与实际相距甚远。
《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所刊《沈巧珍当“右派”》提到，沈巧珍因为写了一篇《李壮士打狗孝主》，“作为苦药社《新今古奇观》系列之一贴出”，后“收入油印的《苦药特辑》。‘苦药社’定为反动党团后，凡是在《苦药特辑》发过文章者，均在劫难逃。”——读者或生疑：“苦药社”是什么组织？它如何定为“反动党（社）团”？《新今古奇观》与《苦药特辑》是怎么回事？作为当事人，亲历者，苟活的“苦药”人，有责任澄清事实，说明真相。
以下忆述，以当年北京师大真正校刊《师大教学》（下称“校刊”）为线索与依据，并参考一度在互联网上显现的《北京师范大学大事记（征求意见稿）》（下称“《大事记》”）。
一、“并不是整党外人士，而是为了给共产党提意见”
“苦药社”，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1957届）4、5两班（原乙班）部分学生，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即1957年5月下旬，为响应“帮助党整风”号召，在党团组织动员、支持下，自发形成的社团。
《新今古奇观》是“苦药社”几名成员（同住男生宿舍西北楼418室）所写章回体大字报，因模拟古代小说《今古奇观》体式，故冠以“新”字。
《苦药特辑》系《新今古奇观》及《奇冤记》（“苦药社”另一章回体大字报）等的油印合集。
至于，“苦药社”如何从帮助党整风的学生组织，而定为“反动社团”，这要从学校当局两次传达，以及一份中共中央文件说起。
1957年3月5日，北京师大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党委书记传达毛泽东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与“反右”开始后发表的文本有极大不同）。所传达的讲话内容，对于师生解放思想，在整风中大胆鸣放，极具鼓舞和推动作用。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全国整风由此开始。
5月11日，“北京师大党委召开全体教职员学生大会。党委书记何锡麟传达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彭真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动员开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事记》）
在会上，党委书记“谈到了整风的对象”：“这次整风主要是整共产党的风……并不是整党外人士，而是为了给共产党提意见，更好的帮助共产党员整风。”“他代表党委向大家保证：‘不管大家提什么意见，片断的或系统的，正确的或错误的，都可以谈，都是为了帮助党更好的整风。党委绝对禁止任何党员对提意见的人有打击报复行为，党员对批评有不同意见不能压。’”（5月17日校刊）
这是面向全校（包括当时新、北两校区，各系教职员工学生）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此前，召开过民主党派联席会，教授、副教授座谈会，“要大家帮助党整风”。）但此后十多天，各系学生只是参加班组内的学习、讨论，虽经党团组织号召，并无更多“帮助党整风”的实际行动。
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迅即形成高潮。消息传到北京师大。22日，北京师大中文系穆木天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的呼吁》，批评校内宗派主义，并提及学校某党员领导干部“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之事”，师生闻知反响强烈。次日，在师大新校校园贴出首张大字报，题名“底层之声”（《毛泽东传》误作“低层之声”），它将师大整风开展迟缓与党委书记（即“某党员领导干部”）联系起来，意指受到领导压制。“底层之声”点燃第一把火，激起师大学生参与整风的热情，大字报很快贴满校园。
“苦药”第一张大字报也在此时贴出，是中四4班住同一寝室（西北楼423室）男同学（卫之祥、萧敦煌等）所为。内容是，总务处对学生生活关心不够，列了几条意见，署名“苦药”，寓意“良药苦口利于病”。在他们带动下，又经系、年级、班的党团组织和学校团委动员、鼓励，4、5两班更多同学陆续有所行动。由于不了解校、系情况，有不少同学，就根据校团委周之良副书记的讲话精神，采取访问知情人，整理成访问记的方式，写大字报，反映学校存在问题。4班另一寝室（即西北楼418室）受所见北大学生《新儒林外史》启发，冯三浩、汪智、周家驹等室友分工写出一篇篇《新今古奇观》，材料主要选自大字报的揭发。5班同学李授珊在“肃反”运动中曾蒙冤被斗，感受深切，则专以“肃反”冤案为内容，据亲见亲闻，写出章回体《奇冤记》。这些大字报，因系同班同学所写，均援例同署“苦药”，而且在宿舍区西北楼东侧墙上，开辟了“苦药”专栏。一时间，“苦药”大字报，尤其《新今古奇观》、《奇冤记》，因其形式新颖、语言幽默而备受关注，观者众多。不少人边看边笑，读得津津有味，乃至啧啧称赞。
“苦药”之成为“社”，即“苦药社”正式成立，以班级团干部主持召开的班团会议为标志。在会上，经提名与讨论，推举了社长（卫之祥）、副社长（谷兴云），以及总编辑（郑景星）、访问组长（胡家瑞）、编辑（冯三浩、李授珊）。嗣后，访问，写访问记，《奇观》、《奇冤》二“章回小说”，即以“苦药社”名义，继续进行。以4班男同学（西北楼416室，所谓副社长、总编辑、访问组长等住此室）为主，且获得学校教材科支持，负责将《奇观》、《奇冤》等合编为两辑《苦药特辑》（油印本），在北饭厅（学生食堂）门外分发。（每册收5分成本费，缴给教材科。）
此即“苦药社”整风阶段大致情况。分列其特点：1、成员多为共青团员，受党团组织支持。2、具有一定群众性，包括4班大部分同学，5班部分同学。3、组织松散，无须报名、申请、填表、登记，无证无牌，无花名册，无准确成员人数；有参加“苦药”访问、或写大字报署“苦药”者，亦可说自己并非“苦药社”成员。4、多是自愿、自发活动，一人，三五人，一寝室，写什么，用何种形式，等等，均不受限制，无须请示、批准、汇报。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经学校党委动员与号召，为“帮助党整风”而成为“苦药社”成员，或积极参加其活动的。因为，党委书记关于“整风的对象”的宣示，以及“代表党委向大家保证”的内容，他们是听得清楚，坚信不疑的。
二、“苦药社”的言与行
“苦药社”的“言”，主要是评论、访问记与后来编印成册的《苦药特辑》。前两种，校刊有所选登。
经查阅，校刊发表“苦药社”3篇“社（短）论”：《拥护党委领导大鸣大放——听何副校长报告》（5月28日），《深入、细致地开展整风运动》（6月2日），《既要帮助党整风，就必须拿出全部热情，行动起来！》（6月4日）。
首篇（谷兴云执笔）写于5月27日。情况是，全校师生已发动起来，连日揭出许多问题，而领导似乎按兵不动，迟迟不表态。终于，在26日晚间，“何锡麟代表党委就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向全体同学作报告。”（《大事记》）4班5班与“苦药社”同学备受鼓舞，经座谈讨论，当即写了这篇大字报，称：“党委会已从被动转入主动，……领导起运动的开展，我们坚决拥护”，也对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提出几项建议。
第二篇（卫之祥作）及第三篇，与第一篇内容相似，皆为关于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评论。对学校领导关于整风中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具体措施”，“看不到师大党委的坚决的行动”，等等，表示焦急和不理解。
这些青年学子太幼稚，太天真，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玄机？哪里知道，钓翁或渔夫是在耐心等待“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伺机收网呢！
校刊所载“苦药社”写的访问记，有《访问记》（5月28日）、《访黎锦熙教授》（6月1日）、《访人大代表冯亦代先生》（6月2日）、《访我校前总务长张重一先生》（6月9日），共4篇。
第一篇内容较多，《访问记》是总题，或是栏目名称。实际含两篇，各有标题。标题近似章回小说回目，实际内容是知情人的谈话：其一为《系业务主任不得过问党书记独掌阴阳乾坤》，是对本系主任黄药眠教授、副主任萧璋教授的访问；其二为《学术空气何其淡薄级别评定秘密似谜》，是对本系李长之教授的访问。后3篇，访问对象已标明；冯亦代先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至师大视察，所以也成为访问对象。
包容《新今古奇观》与《奇冤记》等的两辑《苦药特辑》，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已难觅踪影。（所幸，近日寻求到一册第二辑。）在校刊批判文章中，作为罪证，批判者举有其若干片段与回目。
以下《新今古奇观》8篇回目，即校刊批判文章所举出者：
《老教授盖手印当场受辱小官僚问情况盛气凌人》（第一回）
《怪客临门，拍案击桌主人肃坐，哆嗦无言》（第八回）
《夙夜辛劳，受‘拉拢同学’之责自觉喂猪，得‘不负责任’之名》（第九回）
《李女士临阵先退却系党委徇私就妙龄》（第十回）
《智‘一鸣’妙计护三害勇群众全力保整风》（第十四回）
《李壮士盗狗孝主愤愤生为犬申冤》（第十七回）
《秘密校长秘密去师生员工皆不知》（第二十一回）
《滴泪滴血谈宗派秉公秉理话官僚》（第二十七回）
据悉，第十七回《李壮士盗狗孝主》系冯三浩兄所作；沈巧珍之《李壮士打狗孝主》，乃同题材另一大字报。谨顺及。对《奇冤记》，校刊批判文章只提到2篇的回目：
《王教授被诬反革命谭主任恢复红党员》（第一回）
《张书记斗争凭权威刘教授要求做公民》（第七回）
据考索当年资料，并撰写者回忆，《新今古奇观》写了32回，《奇冤记》写出11回（刊发7回）。《苦药特辑》的三四十篇文章，虽长短不一，良莠不齐，却均从校内（某系、某科室、某部门，等等）取材，一篇专写一人一事。这些曾引起师生关注、产生相当影响的文字，在几十年后重读，人们可能作出各种不同评价，但首先应辨明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们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毒草”？能不能据以从政治上定罪？
上面说了“言”，再说“行”。
菲利普先生评论道：“毛本人对这类指控（按，指‘仅仅是由于自己的思想而受罚’）也很敏感。‘这些人不但有言，而且有行。’他宣布说。‘他们有罪。言者无罪的说法对他们不适用。’这是苍白的辩护。”（《毛泽东传》375页）
根据伟大领袖“宣布”的精神，“苦药社”也应该“有行”。最主要的“行”，即参加人数最多的，是访问，以及连带着的写访问记，张贴出去。访问过的知情人，包括校、处、系若干领导人，本系、外系某些教授、副教授，原在本校工作后调出的干部、教师，一些部门的职工，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