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联系上了杜女士的公子金祖武先生，他约我在地处大安区国泰医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我在罗旭彰先生的带领下，找到了那家咖啡馆。我一推开玻璃门，金先生就认出了我，起身迎接，几句寒暄，我们就用上海话交谈上了。他虽然出生在台湾，但上海话讲得十分正宗，上海是他祖父和外祖父发迹的地方，更是他父母梦牵魂绕的故乡，他的家庭母语一定是上海话。
我们相互赠送著作，他送我一本《孟小冬女士一一Ｏ诞辰纪念》的红封面精装书籍。他告诉我，目前正在负责"孟小冬女士国剧奖学基金会"的工作，并和大陆的京剧界有许多互动。
我问他手头有没有冬皇的录音资料，他说有，答应下次见面时送我一份。
我和他谈到他的外公杜月笙，谈到他的祖父金廷荪，谈到他几位舅舅，杜维藩、杜维善、杜维屏在海外的生活，也谈到他家在上海新乐路和陕西南路口的公馆的变迁，他说现在已经成了一家饭店，前不久他还去消费过。
最后谈到香港《大成》杂志的沈惠窗先生，他告诉我，台湾秀威出版社将要出版《大成》的全套复印本。我说，《大成》杂志曾经登过我的稿子：记得一篇是《墨荷泣诉》，是写张大千三侄张心铭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事；另一篇是《倔老头叶浅予》，写我八十年代初采访叶浅予的旧事。沈惠窗先生告诉我，拙稿在给叶浅予审阅时，叶还特地画了两幅插图。
我为《大成》写稿，从无得到稿酬。一次回国，在谢稚柳先生的"壮暮堂"谈及此事，文汇报记者郑重先生也在场，他要我转告沈惠窗先生，说《大成》登载了他写唐云先生的好几篇稿子，没给稿费，连招呼也没打……我告诉他，不给稿费也就算了，我还赔了一幅画。我寄《墨荷泣诉》一文给他时，附了一张张心铭画的墨荷照片，沈先生收到照片。说不够清晰，要我将原画寄去，谁知他收到原画，没及时归还，说我到香港后亲手交还，不久沈先生突然归西，于是我的那幅画也就不知下落了，此画上面有谢稚柳先生的跋语，弥足珍贵，至今想来，甚为不舍。不过沈先生在香港办刊也颇为不易，每期靠苏浙同乡会会长徐季良先生的五万港币补贴，和大千先生的赠画勉强维持，也很难为他了。
金先生告诉我《大成》合订本已经在印刷，装订毕他会关照出版社给我留一套。
最后他向我致歉，说我约你在这医院附近见面，原本想如果家母今天精神好，就陪你去见一下，谁知她今日依然羸弱，所以非常抱歉。我会意一笑，从罗先生手中取过鲜花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今天无缘，请你代我把这鲜花献给她，祝她老人家早日康复，下次我来台时再作拜见。
握手作别，谈得极为融洽。
附：刚才翻阅《孟小冬女士一一Ｏ诞辰纪念》，其中有不少孟小冬晚年在台湾的留影，尤其她和张大千的那些合影，以前从未见过，弥足珍贵，欣喜之下，赘笔记之。
（三）
梁剑如先生是我在悉尼认识的朋友，他是香港企业家，虽落籍澳洲，却长期在香港工作。去年他来悉尼度假，我俩在饭桌上举杯约定，今年五月在台北见面，一同去中央研究院，参观胡适纪念馆和傅斯年图书馆。
那天一早，我们在台北好友罗旭彰先生的陪同下，一行四人来到了中央研究院。
这里环境幽静，棕榈参天，红砖的建筑群体，透泄出民国的气氛，走进她，仿佛走进旧日南京的街巷和上海江湾的民国建筑群，有一种回归民国的亲切感。
我一直尊奉胡适先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灯塔，他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圭臬。
一九五八年，胡适受蒋介石邀请，再度从美国回来，担任中研院院长，在履新典礼上，蒋介石致辞赞扬他，并要中研院"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钜任务…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会上还有人提到中共清算胡适的问题。
轮到胡适发言时，他第一句就指著蒋介石说："总统你错了。"接着强调，中研院应该为学术而学术，不是政治机构，在谈到到共产党对他的清算时，他辩解共产党不是清算他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反对他几十年来提倡用科学方法治学的问题。此举使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夜他在日记上写道，这是"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胡适"真是一狂人。"以致气愤到他吃了安眠药也无法入睡……
不管怎样贬低蒋介石，不管怎样胡适在许多方面和蒋介石抬杠，蒋介石在胡适过世后，还是亲笔书写了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就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和"智德兼隆"的挽额。蒋介石是君子，他没有卸磨宰驴，也没有羞辱文人，他是近代史上维护中华民族文化道统的英雄……
在这里我补述几句闲话。
二零零年春，我去安徽绩溪上庄镇的胡适故居——"胡适纪念馆"参观，认识了馆长胡育凯先生，他是胡适先生的侄孙。那天胡育凯先生向我抱怨，说纪念馆没有经费，人民政府不关心，我说，你家叔公是中共最大的敌人，如今凭着绩溪老乡胡锦涛的面子，给你挂上这块牌子，已经够赏面子了，你要把纪念馆办好，只有自己去争取，你可以争取社会募捐，也可以向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求助。我的话似乎提醒了他，他说，台湾胡适纪念馆的馆长曾经来过，说以后可以加强交流，可惜我把他的名片丢了。回到上海后，我把台湾"胡适纪念馆"潘馆长的联络地址给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