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头怪兽一辈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饥饿。（网络图片）
有一头怪兽一辈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饥饿。
它逼迫我12岁时步行250里翻过大别山买粮食，它在最近十年撬掉了我十几颗牙齿。它啃噬我的肉体和灵魂，深度改变了我的世界，此刻，它正蹲在我身旁，驱使疾病围殴我。
饥饿随我爬出娘胎一直型塑我的童年
1963年4月，大饥荒让人们气息奄奄，我很不知趣地在此时降生人世。母亲46岁，高龄叠加营养不良，我的落生十分勉强。出生那天，大雨滂沱，父亲盘田抓到两条鱼，母亲很欢喜：老五有些名堂，自带伙食落生。
小名就叫雨生。有人喊“鱼生”，他们相信有两条鱼陪我来到人世。
饥饿跟我一起爬出娘胎。没有奶水，母亲每天抓几粒米，加一点菜叶和盐，放到蒜钵大的土罐里，煨在土灶中，用那米汤喂我。
学话和走路节奏都算正常，两岁多突然又不会走路了，只能坐在小木凳上。缺钙，小腿慢慢罗圈，饥饿开始型塑我的身体。几年后，饥饿又在我的上身鼓起一个不大的鸡胸。
饥饿还让我差点成为独眼龙。
三岁时的一天，家门口晒了一堆竹杂（竹枝竹节），黄昏时我抱竹杂到灶口。因为缺钙，走路不稳，过门槛时摔了一跤。眼前立即一黑，一根锋利的竹签插向左眼。母亲吓坏了，检查后出了一口气，竹签插中左眉，差一点就进了眼珠，让我成为一辈子的“杜具只眼”。母亲刮了些锅烟，敷到伤口止血。左眉这个断口，留到现在。
记事起，每年春荒父亲都要到安徽省太湖县去“挑芋头”（红薯、地瓜、红苕）。英山极左，虚报产量，都交了公粮，每年有几个月粒米难寻，只好到安徽买人家不要的烂地瓜充饥。那地瓜长满黑疹，苦气呛鼻子，有的整体腐烂，像死老鼠满身白毫。
那年头，从英山到邻近的安徽太湖、霍山、岳西、金寨几县，布满荆棘乱石的山道上，买芋头的英山人络绎于途。蓬头垢面，满脸菜色，他们有气无力，却不肯打开袋子吃一口，这是要拿回家救命的。
烂芋头和上野菜、谷糠做成“苦芋头粑”，蒸粑的苦气能飘出几百米。
1969年春天，比我小两岁的周栋到家做客，他捏着那冒苦气、黑得像牛粪饼的芋头粑来回翻看，不敢下嘴。我灵机一动，说“毛主席叫我们一不怕苦”，咬下一口。苦粑进嘴，眼泪都催出来了，苦味中还有腐烂的霉味，要吐。怕周栋不敢吃，我没敢嚼就吞了下去。周栋把芋头粑放到嘴边，犹犹豫豫，我赶紧补上一句：“毛主席还说二不怕死”，又大吃一口，周栋受到鼓舞，终于把芋头粑送进嘴里。芋头下去，眼泪出来。
我家墙上有个三脚架，上面放着一个毛主席石膏像，用来做“早请示晚汇报”，苦气直熏老人家。我建议挪挪桌子，挪不了，小屋无处可挪。
身体一天天长大，胃口需要越来越多的东西填充，我像狗一样满世界找吃的。房前屋后能吃的都吃遍了，有一种带刺的“猫儿刺”最好吃，甜甜的，酸酸的。茅草根也不错，淡淡的甜，像极稀薄的葡萄糖。
家里多老鼠。没有蚊帐，老鼠晚上从脸上跑过。三哥抓过几只煮了吃，我跟着吃，尽是碎骨头，味道像鸡肉，有点腥。
饥饿让我看到一个无法相认的父亲
父亲三代要饭，他对食物的态度让人恐惧。他不放过任何能下肚的东西。地上的饭粒，要捡起来吃掉。桌上不会剩下任何食物，我有时把那极苦的苦芋头疹子抠出来，父亲抢过来丢进嘴里，瞪我一眼：看我闹（毒）死冇（没有）？
我上老林冲小学时，学校多次请父亲去讲“革命家史”。讲完课要吃“忆苦餐”。大桶里，盛满泔水、米粒、苦菜、谷糠混合的稀汤，酸臭馊混合的味道传遍操场，很多人捂着鼻子。学生们预先都带了碗来，一人半碗，没人敢喝。父亲拿起一个土钵，连喝几钵，回家就不再吃饭了。
父亲精瘦，身上找不到一丝肥肉，没有多余的营养长肥肉。大概是1972年，父亲饿得全身浮肿，大队给了我家二斤黄豆给父亲治病。黄豆泡涨煮熟，一半是我吃了。
父亲的肚子是一个“无底洞”。有天父亲回家晚，家里留了半锅清水粥。我们睡在床上，看父亲一趟趟盛粥喝，我和四哥记数，父亲连喝了12碗粥，也就是喝了12碗米汤。
父亲从来不抱怨日子艰难，他只是怕吃“观音土”。那是岩石缝隙里的一种土，白面一般，父亲说吃下去拉不出来，要用手抠。我唯一的叔叔和婶婶死于大饥荒，他们可能吃过观音土，给父亲留下了噩梦。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无数次叫我们“做人不要臭了”，饥饿却让他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
大概1973年，一天晚上，父亲到谷田里撸了几斤稻穗，让人撞见了。
夜里发生的事，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生产队薅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挖苦讽刺，说老革命也能偷东西。我不知道说谁，直到大家都瞄着我说，我猜到是说父亲。我全身稀软，像被人抽走了筋骨，站立不住，回家埋在被窝里大哭了一场。
那时，偷地里的庄稼是常见的事，我在放牛时饿极了，就去手铇生产队地瓜吃，从手指粗就开始铇。每个放牛伢都这么干。
只是这事不该出在父亲身上！他是老林冲资历最老的老革命，当过生产队长，他为了看护集体庄稼，晚上出来巡夜，有一次让蝮蛇咬了，大腿肿得像水桶，我到处扯草药为他消毒。
我家从来没人谈论这事，这件事的细节我不清楚，我甚至不敢肯定父亲是不是干过这事。但我知道，这件事简直是把父亲脱光了吊到村口。
原谅我，父亲，四十年来我从来没跟人谈这事，你躺在山坳里二十多年了，没人能伤害你了。村里知道这事的人差不多都不在了，那个挖苦父亲最恶毒的人也早就离开人世了。
多年后我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才敢正视这件事。
冉阿让在饥饿中偷了一块面包，得到了十几年牢狱之灾，还成了沙威穷其一生追捕的目标。
一个人有免于饥饿的权力，冉阿让偷面包和父亲撸几斤稻穗一样，这不是他们的耻辱，这是让人饥饿难耐的那种力量的耻辱。
12岁我翻越大别山买粮食
终于，到安徽买粮食的苦事轮到12岁的我了。
70年代，农业学大寨、极左和饥饿同时达到顶点。
1975年，我12岁。四月，烂红薯早已吃完，发到手的口粮每人每月8斤稻子，脱成米5斤，只够三天饱饭。父亲不知从哪里借来8块钱，叫我翻过大别山，到安徽霍山县去买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