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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三访赵紫阳

—赵紫阳:我不埋怨任何人,只是在反省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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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像鲍彤那样秘密审判。鲍彤有什么事?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和泄露机密。什么机密?起诉书说,有人问他"赵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这也算泄密?就连这件事鲍彤都说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了朱琳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练,紧张得了不得。二是议论了戒严。

后来有一种说法,说镇压是被迫的,是无奈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有多次机会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关键是我们的措施不对,方针不对。

事后也证明,那有什么黑手?那有什么组织、领导?真正有组织、有领导就好办了。他们的领导也是当时产生的,甚至一天换一个。我当时就说,我们是执政党,谁能有组织、有领导搞那么大的事件来?

说开枪是没有办法是后来讲的。一开始是说动乱就要镇压。后来才说镇压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谁克制?要不是我从中做工作,早就这么干了。李鹏还对外国人说,我们没有橡皮子弹。学生中也有激进分子,他们怕学生不闹,一会搞自由女神,一会搞绝食。

你问对付学生为什么要调这么多军队,开始军队开不进来,后来才越调越多。调少了也怕军队发生变化。这时我已经下来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5月16日,上午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我会见。晚上开常委会。在这之前,我已很明确地提出4.26社论要讨论。这天的常委会上我正式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定性不恰当,要改。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改4.26社论的定性,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象原来说的那么严重。"

这天晚上我和李鹏发生争论。他说,没有必要让你承担责任,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他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我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鹏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决定是常委作的。

第二天,我给邓写信要求面谈。邓通知了几个人: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和我。我们去了邓家。本来是我要求谈话,他通知了这么多人,显然不是听我的意见。我还是重申了我的意见。姚李说,学生动乱不能制止,是赵在亚行会议的讲话引起的,这个讲话使学生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我表示,××××,对搞军管我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很难执行。胡启立也反对军管。乔石原来不赞成军管,在这个会上也赞成了。杨尚昆原来反对军管,后来也赞成。最坚决的是姚、李。其实,这几个人的态度无所谓,就是五个人都不赞成也可能实行军管。在邓家开会之前,我的意见是多数,我,启立,乔石,尚昆,都是一致的。在这之前他们和我一起根据这个意见做了很多工作。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已的选择。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复想过。不赞成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所以,对下台我并不闷气。

这件事不像别的。不像过去搞运动作检讨。过去搞运动我作过不少检讨。那时总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自已可能有错误。包括文革,我作检讨也是这样。这一次我不这样看。当然,这和文革后思想解放有关。我觉得自已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

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劝我不要讲话,劝我作几句检讨,不深刻也行。他们没有想到我在会上有这么个发言(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他们几位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都印发作为中央全会的材料,我的这个发言开始也印了,后来又收回了。原来要给我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我有这个发言,就不保留中央委员了。那一天姚依林主持会,我要讲话,他说,"不讲了吧!"我坚持讲。姚让我讲15分钟。我事先准备了稿子,20分钟念完了。我一讲话,他们很不高兴。开完会我就走了。第二天复会,把我中央委员也没保留了。关于我的问题组织处理进行投票,我没举手。我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持动乱我不接受。"

在整个动乱期间小平一直在北京,并不是传说中他在外地。

问: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1983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选自《师东兵:政坛秘闻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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