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犯家属写给狱中亲人的情书
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又叫做圣瓦伦廷节(Saint Valentine’s Day)。相传，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要求所有单身青年男性从军，不得结婚。然而，一位名叫圣瓦伦廷的天主教神父为了“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秘密替青年男女征婚，结果遭到当局逮捕并被处死。
然而，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和香港，被关押的良心犯和政治犯们，却依旧面临着有“情人无法团聚”的悲剧。情人节的前一天，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捍卫者(CHRD)共同发布了三封来自政治犯爱人的情书。情书的作者分别是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的未婚夫野渡和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情人节这一天，他们的爱人均因为从事中港的人权活动而身陷囹圄，“有情人却难成眷属”。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自2017年8月从中国陕西省榆林市的家中被带走以后，没有任何关于他下落的信息，一直处于失踪的状态。中共当局对高智晟采取不审不判的态度，也对其亲属的追问不做任何回答和解释，更对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完全置之不理。目前高智晟被秘密关押的地点不详，生死不明。
高智晟，图片来自大赦国际
他的妻子耿和写给他的信如下：
亲爱的智晟，
你还好吗？在冬日，中国的北方寒冷肃杀，我总是担心你的身体。没有家人陪伴，你将如何熬过这苦寒岁月。我多么想看见你，照顾你，彼此温暖。
和你十六年的爱别离苦，让每一个都那么的艰难，让每一个有关于你的音信都那么珍贵，而最近你的音信还是七年前的。
你还记得吗？34年和你相识相爱，相信彼此终生不离不弃。但命运让我们生离死别，唯有靠信念，让我们心中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家。
过年就要到了，情人节也临近了，在这样的日子，我多么希望你能够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们一家人团聚了。
智晟，所有这些磨难，最终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家庭。我和孩子会勇敢坚强下去，直到你回家的那一天。你也要坚持住，无论遭受何种困境，请一定要回来。我们永远等你，永远爱你。
你的妻子耿和
2024年1月30日
前支联会副主席、人权律师邹幸彤，因组织香港维园六四悼念晚会而在港警被拘留，根据《香港国家安全法》，她将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她的未婚夫、同为活动人士的野渡目前生活在中国广州市的警方监视之下。
邹幸彤，图片来自大赦国际
野渡写给邹幸彤的信《卿卿如晤》如下：
卿卿如晤，第一次知道这四个字，是在读中学时，课文收录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亲爱的你，我要离开你，革命去了。年纪尚幼的那时，理解不了“遍地腥膻、满街狼犬”的专制时代是什么样子，需要毅然决然地告别所爱的人去反抗。
那一年，我们突然被明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一天起，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了青春。这时才知道“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是何等的沉痛，才明白深于情、挚于爱者，必不能忍受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对爱、生命、自由的伤害，那一滴泪比这个世界更沉重。觉民先生及先辈们深知，挺身而出争取自由，只是一代人付出代价，甘于被奴役，却是无数代付出代价。
而见字如面现在也无比的艰难。在安徒生的世界里，新装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不见。现实世界里，情人的情书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得见。在这个比冬天更肃杀的极端时候，我的阳光依然要挣扎着穿过高墙照亮你昏暗的牢房。
野渡
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2023年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处12年有期徒刑。他在拘留期间遭受到了酷刑和其他虐待，丁家喜的妻子罗盛春直到2024年2月才得知他目前的下落。
丁家喜，图片来自大赦国际
罗胜春写给丁家喜的信如下：
亲爱的家喜，
已经不知道第多少次给你写不知何时能到达你手中的信了。从你2019年12月26日第二次被抓到现在，实体的书信编号是第60封，但其实在这60封信中间还有无数我想给你写却忙到没有时间给你写下来的信呢！每周日从教会回到家总是最想和你写信的时候，就像今天。因为每次去教会都忍不住想你坐在我身边的样子，每次牧师的讲道说道我的心坎上有触动的时候，我都会问“亲爱的家喜，你没有同感吗”？自从受洗以后，我总是想问你的信仰究竟是什么，真是遗憾在你被抓之前，我俩没有花时间交流这个问题。今天的布道讲的是如何倾听和应答神的呼召，完成神交予的使命要经历多少的磨难和曲折，给了我很贴心的鼓励。
过去的一个月又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的和我们的女儿同龄。和他们在一起可以交流很多的事情，很开心。今天就和他们一起探讨了女性权利方面的一个重要议题，让我视野开阔了很多。
每天提醒自己快乐是我们成功的重要前提，还记得你说的快快乐乐做公民！
为了让家人不被国安骚扰，我不会叫家里的人去探望你了，所以写信成了我判断你是否安好的唯一标准，等你来信。求主看护保守你，愿你健康平安！
深爱你的胜春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共犯关系——以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
近年来，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小粉红”在中国大量兴起。人们也渐渐追问，这一现象背后，中国民族主义如何成为了官方的统治工具？其载体又是那些人？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王柯在2月14日于《中国民主季刊》上撰文，以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为例子，回答了这一问题。
文章开头，作者引用了一段对新疆边城小镇当地汉人的采访。这座小镇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下称：塔县）内，大多数汉人都是1970年以后的移民，然而他们却充斥着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此外，当地充斥着对人口占到80%的少数民族塔吉克族的歧视，比如汉族人口虽然少，但是主要官员却占到了84%。
这样的现象充斥着全新疆。“新疆的大多数汉人不仅对政府的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置若罔闻，而且对镇压维吾尔等当地民族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即使在国外，我们也几乎见不到愿意为受难中的维吾尔人发声的来自新疆的汉人。”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民族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比当地民族高人一等的感觉、让他们在当地感受到自己才是‘国家主人公’的心态有关”。
报告封面
然而，作者表示，实际上新疆的汉人大多数都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的经济条件要低于内地汉人社会，更不用说远低于沿海居民。这种“国家主人公”的心态“只能产生于与其他民族集团对峙的社会状态中，而不可能出现于新疆的汉人社会与内地的汉人社会之间。
由此，他认为“正是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着显着差距、明显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才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比如，在塔县这个例子中，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因此“但凡有能力在其他地区找到更体面工作的汉人，一般都会很快离开这里。在各种意义上，生活在塔县这个中国边缘地区的汉人们，无疑是一个处于中国社会最边缘的人群。”然而，这里的汉人却口口声声说中国要收拾美国，说中国“有四亿我们这样的退役军人”。
作者通过新建汉人和其他的例子表示，“民族主义的魔力在于可以对并不高尚的个人欲望和行为进行合法化。”他认为“正是通过造就……像生活在塔县的汉人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显着的经济格差、因而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中共政权造就出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
他还引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研究，表示“在一个社会构造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被边缘化的人更热衷于民族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起源中提到过一个群体，叫做Mob。中文翻译中多为“暴民”，但作者认为这一翻译实际上并不准确，更确切地说，Mob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边缘人。“因为议会里没有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反对议会民主制度。”而该群体有三大特点：崇拜强人、采用占主导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不惜通过扭曲的方式以及热衷民族主义。
最后，作者认为中国的“小粉红”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满足以上全部特点。“社会边缘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摆脱自卑感和确认自我存在价值的渠道和空间。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让社会边缘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因为在没有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更没有批评政府权利的中国，只有民族主义的领域，才被政府允许用来作为宣泄个人情绪的公共空间。我们看到，在发生于大城市的各次反美反日民族主义狂潮中表现最为狂热的，就是那些没有到过美国、日本，根本不了解美国和日本的农民工和出身寒门的外地大学生们。”
“越是生活于底层的社会边缘人，就越是要想方设法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识；在许多极权主义国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趋势。社会边缘人之所以会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前提是他们看出当局对挂着爱国主义招牌的民族主义的默认和暗中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