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二十日傍晚六点半，我应温哥华公民协进会之邀请，将参加在烈治文图书馆举办的一个公开活动，与我同时作为讲者的，还有远在台湾的朱耀明牧师。我与朱牧师在香港没有见过面，但非常仰慕他的人格，能与他对谈，实在相当荣幸。
这次活动聚焦在禁书，主办方可能基于最近朱牧师和我都在台湾出了书，我们两本书都“理应”被列入香港和大陆的禁书，因此我们两个人对谈禁书，也就相当“应景”。
不久前，本地已举行过一场旅居温哥华的香港作家梁慕娴的新书发表会，梁女士的新书名为《觉醒的道路》，她细述自己如何从一位忠贞的共产党员到认清中共真面目的心路历程。
另外一场活动由温支联（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早几日主办，主题为“新香港阅读自由座谈会”，讲者包括麦海华﹑罗恩惠与冯敬恩。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五周年，温支联与公民协进会分别举办多场活动，以弘扬爱国学生运动张扬的民间道义与历史正义。在遥远的异国，加拿大华人为民族自救坚持了三十五年的抗争，想起来令人动容。
公民协进会由董达成先生领导，温支联由李美宝女士领导，他们两位是夫妇，他们为民主理念不辞辛劳，用了半辈子的时间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在温哥华，还有我认识与不认识的很多华人，他们也都用三十多年的光阴，守护中国人共同的道德理想。
老毛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只是老毛的“好”恰恰是我们的“坏”，而老毛的“坏”又恰恰是我们的“好”。用这句话，反其义而用之，可以赠送给所有对中国民主运动不离不弃的手足。
朱牧师的书名为《敲钟者言》，它成为禁书是无庸赘言的。他为掩护一些民主运动中的当事人，不得已在书中删去一些文字，并以空格代之。未出书已自行“审查”，这是写书人最无奈的事情，但现实残酷，为免遗祸战友，不得不如此，想来也真悲哀。
我自己那本书名为《香港我的爱与痛》，主要收入自己脸书的文章。书出版后，我曾委托出版社帮我寄一些书给香港朋友，但有一天，我看到一则香港新闻，报道有一位香港年轻人，因为收到英国寄给他的十几本《羊村漫画》，竟然被特区警方告上法庭，并很快判入监半年。看到这则消息，我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请出版社押下即将寄出的新书。连《羊村漫画》也成为大逆不道的书，我那些反共反到出汁的文章，更罪无可恕了。
二十日的活动中，我会谈及我经历过的一些出版往事。我在天地图书前后工作三十多年，经历过香港文化最鼎盛的年月，也经历过香港出版由盛而衰的过程。我有幸受到好多前辈的影响，对禁书有一种近乎先天的敏感与热诚，在香港尚有出版自由的日子，我们曾出版不少政治思想敏感的好书。
天地图书虽然是左派外围组织，但在中共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为配合经济发展，不得不开放思想领域的长期禁锢，那些年大陆出版市场也相当活跃，很多被视为“反动”的好书都破土而出。天地图书董事长陈松龄思想相当开放，公司的顾问蓝真先生（前左派出版集团联合集团董事长）也鼓励推动好书的出版，他们两位和罗孚先生﹑前大公报副社长杨奇先生，都属于中共内部的开明人士，他们与中共党内自由派联系密切，彼此视为同道，因此，天地图书每出版政治敏感书籍，都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也使我的工作得到莫大满足感。
在九七前后香港文化最兴旺的日子里，我们得享如此的出版自由，但随着中共对香港思想文化禁锢的手越伸越长，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到最后，每逢有敏感话题的书稿到手，都被董事长打回头了。我同情他的处境，但自己工作越发不如意，幸而那时也已经到了我退休的时候了，公司一提退休，我就义无反顾地与天地分手。
二十日的座谈会中，我会选择十本天地图书出版的政治历史题材的好书，现在应该毫无例外都被列为禁书了。我将它们的出版过程与市场效应与各位分享，让我们记得香港人曾经经历的那些好日子。书单开列如下：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作者郭金荣；《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厄运》，作者于劲；《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作者杨克林；《广场》，作者刘亚洲（？）；《历史的先声》，作者笑蜀；《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作者龙应台；《墓碑》，作者杨继绳；《裸命》，作者陈冠中；《双照楼诗词藁》，作者汪精卫。
座谈会现场报名已满，主办方有设立网上直播，网友也可以通过网上提问，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