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了，连一个婴儿都已长成中年人了，何况一个当年十几岁的少女。总有太多的记忆，尽管有些已经模糊甚至歪曲，但是总有一些情绪和感受是永远挥之不去的。
如果有机会，我应该能对42年前的那场浩大的政治运动说些什么，虽然大部分同龄人都不再想了，更不愿说了，或者宁愿涂上些幼稚的色彩，幻想的色彩，怨天尤人的色彩，但是什么色彩也掩盖不住的是里面渐渐渗出的血的色彩，鲜艳的红色，它既代表革命，也代表暴力，还代表烧毁一切的火焰，更代表掩饰一切的脂粉。
遗忘有多厉害
有个女友，在一次同学聚会中说，我反正在“文革”中没做过坏事，从来没有斗过老师，没有打过人，没有抄过家。这时，同学里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说，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在此突然打开！
这声音令她终于想起那次经历。“文革”中的一天，她和另一个女生在校园里遇上几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向外走，问他们去哪儿，说是去抄家，还让她们也快去。在她们终于借到自行车赶到目的地的时候，抄家似乎已经结束，人们在收拾现场。见她俩到了，就吩咐她们检查几个柜子。于是她们对包括床头柜在内的大小几个柜子认真搜索了一遍，还发现了“大毒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并且迅速私藏起来。她并不知道这是自己同学的家，只知道这家的主人是个民主党派人士。
后来，那本《外国名歌200首》在很长时间里都陪伴着她，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她都为偷偷拥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而感到安慰。可是在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之后，成千上万的新鲜事爆炸式地发生过之后，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本《外国民歌200首》是从哪儿来的了。
终于，在这次班级聚会上，这位女友勇敢地走向自己的女同学，向她郑重地道了歉。
有一个词，叫“群体之恶”。在群体的名义下做坏事，士兵能够滥杀无辜，工人能够盗卖产品，农民能够哄抢山林，学生能够打骂老师……因为是群体行为，大家都干了，个体在群体中扮演的只是追随者的角色，谁也不用负具体的责任，所以，在个人的心灵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等负面的痕迹。“文革”中的红卫兵，少年意气，风华正茂，动物生猛，遇上为所欲为的大好时机，在群体的相互激励下，做出什么都不足为怪了。
而当时所谓的“组织领导者”，比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要武（彬彬），虽然她是小头头儿，但是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之后，她除了继续推动之外，已经无力做其它什么了，甚至不推动都不行，更遑论制止；否则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那么，这个组织领导者又如何肯为她领导下的群体之恶负责呢？在群体的活动中，她组织中的成员打死了校长，七手八脚，乱拳之下，几十上百的参与者，谁的一击是致命的呢？42年后的追究，只能是指向组织领导者，人们只记得她。
但在群体之恶中，宋要武绝对不会承担这个责任，除非是她亲手打死的校长。别说是她这么一个小头头儿，就连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将领们，在最终的审判中，也是以服从、群体、职务为借口推脱责任的。
正因如此，在群体之中，追随者就比领导者容易胜任；尤其群体中的专业分工（例如两个女生只负责检查柜子）也容易使个体将责任推给他人。
由此，反过来，有一个人生的结论可以得出，可以教给现下的小孩子——当任何群众运动汹涌而来之时，在它失去控制之前马上躲开，远远地躲开。虽然这是庸俗的犬儒的实用主义的劝告，但它是生活的真理。“文革”中有不少成功逃避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42年前的血债，到头来，谁都不肯负责。这是必然的。群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快地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了。
而如何解释人们在一段时间后的这种遗忘呢？也许在于，人类面临压力时，除了退化情感之外，另一种心理机制就是采取防卫的心态。有人将防卫的心理机制称为“精神麻痹”——人类处于情绪痛苦或不愉快心境难以自持的情况下，具有自我麻痹能力。遗忘就是最好的自我麻痹的方式之一。
隐瞒有多自然
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101中学读初三，整整16岁，处于刚刚好的年纪——既不是太小，小到只能充当高年级学生跟屁虫的角色，也不是太大，大到高年级的18、19岁，看似什么都该懂，法律上是成人，表面上什么事情都该自己负责了，实际上还是孩子。
我在自己班上一直是个自由散漫分子。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脱离了班级，参加了一个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的组织，理由是因为他们的大字报写得很精彩。这个组织是主张“清算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但是又反对血统论，很健康的。每天抄写大字报，领纸，领糨糊，贴上墙；还参加校园里这一场那一场大大小小的辩论，异常兴奋的日子里，以为这就是“文革”运动的一切。
而那时班里的运动也在轰轰烈烈，迟一步加入运动的同学们为了表示革命，率先斗争了老师，有的还动了手。我却不知道。
后来学校进了工作组，开始制止这一切，把学生们都送去军训，使运动停滞下来。我们又开始反对工作组，认为他们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其实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真的是比较理性的，好像没有怎么整学生。可是当时父母听了我的叙述，脸都吓白了，他们不敢跟我讲五七年反右派的事情，因为这太像当年的“引蛇出洞”了。就是让你自己充分表演，百家争鸣，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把你们一网打尽。
几十年以后，看到“文革”初期的材料，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们恰恰是这个部署！而且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已经有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学生”受到处分了。虽然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是几十年以后，我已经老了，知道厉害了，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假如那个时期稍稍延长一点点……假如派工作组的那位国家领导人挺住了……假如……那么你的一生就不敢想象。这是另话。
真正的严酷发生在一个傍晚或者下午，学校里似乎人不多，时间已经记不清了，经过上网查对，才明确时间是8月17日下午，著名的“818”前夕，听说学校的美术老师被打死了。他是我在“文革”中见到的第一个死者，是个上了年纪的男老师。据说是因为他猥亵过高年级男学生，正在监外服刑。当我们听说后跑去看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躺在学校喷水池旁边，花白的头发贴在额边，毫无生气的一张黑黄色的脸，就像睡着了一样，没有血，没有伤口，并不似传说中的死人那么恐怖。虽然其他细节都不记得了，但是记得我们问起过，是谁打死的？当时有人知道，就说了，谁谁和谁谁谁；不知道的人再问，怎么打的？说什么的都有，七嘴八舌。
对于死亡，年少的人们并不认为有多可怕，他们正处于吸取各方面知识的阶段，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只是知识而已。“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而已。生命是什么？生存的意义有多重要？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究竟可贵在何处？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大概只有亲人的死亡和离去，才可以惊醒少年们懵懂的心灵。
现在想起来有些迷茫。如果真是8月17日，而第二天就是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但是没有，我们可能太亢奋了，记忆掩埋了一切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包括生命。这才是真正的记忆。
8月19日，就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我们踏上火车，上路了。学校的一切抛在脑后，我们到更加广阔的天地遨游去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记得多少时间过去了，被大串联冲淡了的学生运动又因为各群众组织严重的分化再起波澜。为夺取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权的权力之争，使得学校里各派组织为表现“唯我独革”发起了又一轮斗争。我们这个组织立刻成为保皇派。群众组织成立了劳改队，很多老师都进去了。我们随即把老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占领了，在大套间的外间安营扎寨，为的是不让其他组织来抓她、打她。老校长是老革命，1922年入党，瞧瞧有多老的资格！当然她的革命经历因为长久而变得很复杂，有不少把柄抓在反对派手里。
这时，又一件死亡事件发生了。
高三的政治老师陈司寇死在看押她的小屋里。据说，她是被高中的学生打死的。看押她的小屋就在校长室的走廊尽头。同一条走廊，不同的世界。我们都去看了。她躺在小屋的地上，头边点着蜡烛，火苗晃啊晃的。看了就看了，真的没有多少感慨，除了对生命依然没有认识，对打死人犯法的认识也不足，只是更证明了我们对老校长实施保护的必要。这件事以后，我们劝说老校长回家，不要再逗留在学校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想来揪斗她。
几十年之后，学校的同学说，陈司寇老师没有死。——可见记忆是多么的不可靠。亲眼所见，仍然是不确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