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小小的学生组织的特点是人少话多，每天在一起就是谈话，比着读书，马克思、列宁、普列汉诺夫、赫鲁晓夫、铁托等人的著作都读，没有多少武力保护的能力。所以在运动中，我们的眼界一直比较高，从未针对过任何一个具体的老师同学，我们讨论关注的都是学校的运动大方向和路线问题。“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单位去学校外调，谈到我的情况时，班主任老师就说，她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非常散漫，说话，做小动作，经常受批评，但是在运动中却没有骂过或斗过老师……这是我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评价。此为后话。
等老校长终于离开学校了，我们才松了口气。在她身上没有发生恶性事件只是个万幸。
后来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事情，分化成“四三”“四四”“联动”几派，甚至发生过武斗，然后是上山下乡，屯垦戍边，家各一方，流离失所，这一切由于其切身性而冲淡了“文革”初期历险式的经历，令人多多少少产生了带有些赎罪色彩的感情。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的确改变了学生们。从少年变成青年，从青年走向中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历练，是脱胎换骨，对他人的遭遇总是拿来与自己的遭遇相比。每每提起忏悔，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自我辩护词就是：我也是受害者。
几十年里的多次同学聚会中，只偶尔有人提起过学校这两起死亡事件。但大多是事不关己的态度，当初知道情况的人也不再提供任何细节。今天的人们知道了利与害，对“秋后算账”的恐惧使大家三缄其口，为朋友为亲人隐瞒，把事情彻底变成无据可考是多数人的共识。我不知道当初动过手打过人的少年们是否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想起这些。也许他们已经在内心偷偷地忏悔了。究竟应该原谅他们，还是清算他们？家属的态度最重要。其他的人们似乎能忘就忘了。
忏悔是多艰难
重要的是，无论是遗忘，还是隐瞒，在我的身上都发生着。我把曾经抄过家的经历完全“忘记”了，而且也一直认为我没有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情”。
我的履历表中，出身一栏写的是革命军人，父亲的行政级别是9级。但父母并不是权力中心人物，使得我能够在运动中不受他人歧视能够随意活动，不会因为他们一会儿是红帮一会儿是黑帮而上下颠簸，大起大落。这也是后来的“逍遥派”产生的群众基础，即，你起码是有条件有权利逍遥的。此亦后话。
“文革”中，大串联初起，我所在组织的同学们就在“818”接见红卫兵后的第二天踏上了大串联的路程。身上揣着15元钱就南下广州了。选择路线、目的地的事情都是高年级同学决定的。我们第一站就到了广州。我们显然是第一拨，因为所有的人都向我们打听北京“文革”运动的情况，连当时的省委书记都接见了我们和北京26中的红卫兵。
省委书记听我们讲了刘少奇派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又被赶走的过程，听了我们亲历的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检讨刚刚说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紧接着毛主席就出来接见了，把刘少奇甩在一边等等情况，说了一些“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等等刚刚在“818”以后流行起来的话。
我们住进了省委交际处，相当于现在的政府招待所。由于在路上就听到了北京已经开始“破四旧”，剪人家裤腿、剃人家的头发等，没有走在前面的我们还有几分不满，认为这都是幼稚行为。可是，不那么幼稚又可以尽显北京红卫兵风范的行为，什么最好呢？我们组织里男生居多，他们主张去抄家。人生地不熟，抄谁呢？那就找公安局吧。就去找了，就有了名单，就选了一家，就让人带着去了。现在想起来，这么轻易的选择实在儿戏，但是当时简直认为是一件神圣的任务。公安局怀疑敌特，缺乏证据，不能怎么样人家，既然你们要出面，当作群众运动，那么好，就帮忙搜一下好了。
懵懂之中，在一条路边都是阔叶树的繁华街道，我们登上了一家店铺旁边的小楼梯，进到一户人家里。男生开路，我们女生跟进，没有遇上什么阻挠。昏暗灯光下，里面有几个人都没看清，就开始搜查。先找电台，又翻文件，后来就听到男生在旁边屋里打人的声音——进入回忆真的很艰难——有女生过来说，谁谁谁他们用皮带抽呐。我们女生吓得不敢去看，脑子里想的是，原来谁谁谁是这样的人啊！
这个谁谁谁是我认为非常内向的低年级学生，言语不多，很有思想的，这次行为只是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毫无道德判断，只是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不同而已。我们在这边房间的翻箱倒柜毫无进展。一会儿，那边终于有了结果，人家交出很多金条。第一次见金条，窄窄的，黄澄澄的。金条而已，并无电台，基本上是没有完成任务，但也算有个交代，就当作一次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吧。金条上交，继续战斗。
抄家，对那时的红卫兵来讲，只是大风大浪中的一种历练而已，丝毫没有去想那些被我们惊吓欺辱搅乱了生活的人们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尤其这些坏事情是在外地做的，与自己周围生活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好像相关性就差了好多。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就像原本文明的外国游客到了中国就乱穿马路乱丢垃圾一样，失去了家乡感觉，就失去了责任。
后来在不同的城市做相同的事情，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新奇。
第二次串联，就感到车上的人非常多了。第一站到武汉，除了在市一中住地铺，看长江，吃的是用陶钵蒸的米饭之外，我就不记得什么了。后来就继续南下贵州。不明白我们的小头头儿为什么那么喜欢和公安部门联系，总是抄家找电台有什么意思！不像我们班的女生到广州以后曾经勒令全市私营店铺全部关张，传单发得到处都是。虽然后来并没有实行，但怎么说也是做大事情啊。这是回京以后听说的，相比之下不太光彩。
在贵阳，贵州省公安厅的同志带我们参观了深山里的土匪窝，非常非常复杂而巨大的一座木质房屋，里面的机关暗道处处皆是，足足能住上百的土匪。公安厅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些土匪在解放军剿匪的时候，都跑光了，潜伏在农村和城市里。所以贵州这个地方，人员的组成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这次来去都是徒步，上山下山，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对贵阳这个地方土匪多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小雨，路灯昏暗，我们跟着一个公安厅同志指派的普通中年女人，在城市的曲里拐弯的平房区泥泞的小道上走了好久，有些神秘，有些恐惧，终于来到一家很不起眼的院子前。这是一个疑似潜伏土匪的家。然后我们敲门，就进了门。具体的抄家过程已经忘记，只记得我们终于在他们家的床铺下面发现了一个正正方方的坑，大小、宽窄、深浅绝不能放一般的箱子，它刚好、恰恰能够放一个电台！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地瓜地瓜我是土豆”那样的电台！而且旁边的土还是新的。然而电台不在。这才是我们真正想得到的东西，可惜它并不在。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激愤，仍然有拷打，逼问，谁动了手，怎么动的，都不记得，就记住了那方方正正的坑。那天最后是什么也没问出来。
无论如何，一个坑算不得什么证据。但在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一切恶行的掩体。在这个坑的掩护下，我们继续抄家的理由更加充分，行动更加疯狂，力度在加大。
紧接着的几个晚上，男生们还是出去抄家，却因为晚上有遭遇潜伏土匪的伏击和反抗的危险，就不让女生参加了。我们虽然不再上“战场”，但是支持就是参与。
我想，在乱世当中，平民的生存法则就是麻木。这是每个经历过乱世的人都体会过的。因为敏感的人会变得脆弱，面对强大的刺激会精神分裂，人格分裂，以致无法活下去，无论是受害方，还是施害方。麻木实际上是失去良心的一种前提表现和借口。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本质上并不是坏人的孩子，却对自己或他人参与的暴行麻木不仁呢？起码内心的些微抵触很快就都过去了。
戏剧性的是，很多在“文革”初期抄过家的学生，很快自己的家也被抄。是报应如此快就应验了吗？不是，是因为你们做多了，造成了其他人的麻木，把这些东西都当作常规来看了，所以人人都照样做。自己搬的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还少吗？
串联回来，见爸爸妈妈也在往沙发里藏日记和手稿。本来想告诉他们，没用，我们抄家的时候早知道拆沙发。但是我没说，我不愿意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为我惭愧。这就是当时内心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显然是负面的评价。还有什么呢？
什么样的忏悔，能够比得上相同环境下的身份互换，来得更深切呢？让学生们冲进你的家，打你的爸爸妈妈，把你家翻个底朝天，即使不打出血，即使不砸烂东西，你的忏悔也会比空口说的任何悔过之语都真实。
“文革”是每一个人的“文革”，它不仅释放了青少年们内心的革命热情和斗争渴望，还把藏在我们内心的魔鬼一起释放了。“文革”引起的短暂美好掩盖不了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那将是上百年的危害。君不见，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仍然在怀念“文革”，那个时代出生的人们正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大唱样板戏，那个时代没上过几年学就成家立业的人们其孩子正是80后、90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伤痛。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被动地接受的外来的，有的却是主动出击的、自发的。我们老三届心上的垃圾，绝不是独特的，即使全部吐出来，同时代的人们看了也不会惊讶。
忏悔不是小孩子认错，“老师，我打同学不对”，不是那么简单。忏悔是一种素质，是一种需要传承的精神。我们的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基督教向神父忏悔，都是人类自我调节的手段。假如人类没有忏悔，内心该是多么肮脏，盛满思想的垃圾、心灵的污秽还有记忆的蟑螂，它们盘踞着你大脑的存储空间，这些病毒随时会发作，直至你死亡。
老了以后就明白了，用不着说社会好不好，只需要想想自己对社会做了什么，还应该去做什么。
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