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荣（中）与夫人吴镜侬（左）、长子谢学锦（右）在无锡太湖畔，1936年
我仍记得那个早上。一阵急急的敲门，或者，不应该说是敲门，是门上的疯狂拍打。我们刚起来，正在吃早饭。
母亲去开门。冲进来吴大妈，她是爷爷家的保姆。她已然完全歇斯底里，嘴里一串大嚷：“大爷吔！大爷吔！！”再没其它一个字。她是在叫我父亲。吴大妈安徽乡下人，说一口浓重地方话。她管我父亲叫大爷。大爷实际应该是大少爷的简称。但新社会了，不让叫少爷了。少爷是剥削阶级反动派。她就生出这么个中性称呼来。
父亲扔了碗筷，被吴大妈拽走了，母亲也扔了碗筷，跟着走了。剩了我们几个，初中的小学的，自己继续吃早饭。走前母亲叮嘱，都呆在家里。今天哪儿也别去。
爷爷和我们家，都住西城百万庄。住卯区。我家卯33，爷爷住卯24。卯区是地质部的。和卯区隔一条街，是地质科学院。爷爷和父亲都在地科院做事。
吴大妈闯过来，好像是爷爷那边出什么事了。反正我们也习惯了。1966年从6月文革开始，到了8月。那段时期，日子过得都是一惊一乍的。旁边外文局，有人跳楼。车公庄那边铁道，有人卧轨。每天总出事。
到晚间时候，听到卯区那一片在说，谢家荣自杀了。
听到爷爷自杀，心里一阵惊。进入这个疯狂夏季，人伴随了感觉不到的预感，带了黑色的暗示，怕是早晚要出惨的事情。这运动这人民这革命，已经饶不过他了。唉，终于。屋里静静。弟妹们都不出声。钟停了，我不知时间。爷爷为人一生，这样结局。心里凄凉悲伤。
卯24离卯33不远。可是我们都不出门，也不去卯24打探。只在家里呆着。父亲母亲早上出门去卯24，就再没回来。父母两人一整天都不见踪影。几个孩子呆家里，感觉有些恐慌。感觉未知和无助。想到今后，不知还会怎样。
这回的运动，浪潮凶猛。卷过来的时候，冲走了许许多多人。爷爷第一个被冲到被卷到。运动一开始，革命群众毫不犹豫，他立刻被揪出来，受猛烈批斗。人们说他地质界反动鼻祖人物，地科院黑色坛台人物。地科院到处是批他的大字报。谢家荣三个字歪着写倒着写，圈了红圈，打了红叉。姓名前面标的是“反动老右派”，“资产阶级大右派”。
我是到了文革，才知道我家。爷爷右派，父亲右派。家庭出身属双料黑五类。我那时拼命想加入革命人民，人就很崩溃。母亲告诉我，1959年爷爷就给摘帽了。母亲说：“后来是周总理署名给摘的，还登过报的。”父亲也被摘帽。可是这些都没用。大字报照样狠批资产阶级大右派，要坚决砸烂打烂。
我不知道爷爷犯什么罪行，给划成了右派。1957年的右派，说是些要向党进攻，向党夺权的人。怎么看都觉得爷爷不太像。儿时我在卯24。记忆里，看爷爷坐书桌旁，印象中他总在那儿。他写他的书。他好像只热衷地质热衷矿藏，话题里都是它。我心里困惑，不觉得这种爷爷会感兴趣夺政权。而父亲，则整天在说化探分析，什么双流腙分析冷提取分析。听爷爷和父亲他们两人的谈话，都是在说地质上的事儿。两个人都不像要夺政权。
我同样也一直不清楚爷爷的经历，以前他都做了些什么，浑然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搞地质。他都做了什么事情，家里从来没人跟我们讲过一个字。但爷爷还当着个全国政协委员。这让他可以进丰盛胡同政协礼堂，在里面买高级香烟和不要票的高级点心。所以儿时懵懂感觉，他还是与旁人有不同，可能做过重要事情。而现在，爷爷是大字报上说的，是人民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这让我认定爷爷必有许多罪恶。我总被要求批判他。我在给党的，给组织的，给学校给公社的，在被要求写的各种思想改造思想汇报思想反省里，狠狠批判爷爷的反动和他思想的资产阶级。可是我不知怎样具体他的这些罪恶，我能想到的是他喜欢美食（喜欢美食，肯定资产阶级），这成了我批判的重点。我发誓要和爷爷划清界限。
直到文革结束后很久，爷爷的罪名被慢慢淡忘。人们想起来他的成绩。十几年前，也就是距爷爷去世30年之后，因书写怀旧的文字，我走进到过去的历史。读到许多旧时文献资料。这些阅读，让我具体接触到了一个真实的爷爷，那个地质学家的谢家荣。
先是看到《谢家荣文集》在编辑出版。这套文集一共计划出8卷，全是学术的文章。已经印出来6卷。都是厚本精装，砖头大块。第1卷第2卷是地质学。第3卷专讲煤，煤地质学。第4卷专讲石油，石油地质学。第5卷第6卷是矿床学。文章搜集有400余篇，字数700万字。30位中科院地质门老院士，组成谢家荣文集编委会的顾问组。编委们尽可能搜集了能找到的文章，但据总编说，有许多文章，甚至很重要的文章，都遗失了。
在文献中看到的爷爷，看到他做了不少地质的事情。
谢家荣1898年生人。1916年毕业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地质研究所。那批毕业生18人，是首批在中国学习地质的学生。教师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和瑞典人安特生。那是早期，中国近代科学混沌初开之际。看到谢家荣那时文章，使用“轻”、“淡”、“养”、“绿”，英文原词直接的音译。中文字那时还没有出现氢、氮、氧、氯诸样名词。他使用“炭养气”，“炭养二气”，去指氧化碳，二氧化碳。年谱中记载，早在1917年，谢家荣赴美留学。1928年在德国做客座学者。他在柏林研究煤岩学和矿相学。把现代的煤岩学引入到中国。
1921年，他随翁文灏去调查甘肃海城大地震。留下史上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里面的研究记录资料数据，至今仍被学界引用。地震考察后，谢家荣没有返回。他告别翁文灏，一人独行向西，拉了骡车骆驼，做中国西北部地质考察。那时，他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年24岁，尚未娶妻。
那次旅甘，他走了六千里路程，历时8个月。回来后有数篇西北地区煤矿、石油、地质地形文章。这是史上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进入西部。
旅甘最有意义的是，谢家荣找到老君庙石油泉。他是到达老君庙的第一位地质人。在老君庙石油泉，他采集到油样。他在文章中，详细记述老君庙位置，该地地质构成，地形地理，自然环境。明确该地有石油价值。他留下的文字：
此矿尚有探采价值。其理由如下：⒈石油泉附近地质构造确为一背斜层。⒉地质系统中富于松质砂岩，厚者达数米突，足能蕴蓄油量。⒊松质砂岩之上下，时有致密质红色页岩，亦颇是以阻止油液之渗透。凡此种种，皆与现今产油地点颇多相合之处。
玉门石油泉老君庙，从此正式进入世人视野。谢家荣找到老君庙16年后，玉门石油第一口地质钻井，打在了老君庙。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选位准确，下钻后，约一百五、六十米出油。
抗战前，谢家荣做过许多地质调查，同时，他在多所大学授课。我查看过谢家荣教书经历，有过文字笔记：
谢家荣28岁，做北大教授。1925年到1927年，他在北大地质系。1928年在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之后去欧洲。欧洲回来那年他33岁，去清华做教授。1930年到1932年在清华，做过系主任。同时，1930年到1934年在北师大地理系做教授，1932年兼了系主任。1932年到1937年又回到北大做教授。曾经帮中大筹建地理系，做系主任。在北大虽然他教书多年，但只做了一年系主任，后来就遇上了抗战。
因谢家荣教书早，时间长，所以学生多。许多老一辈地质学家，那时都还正在做学生。中科院地质门老一代院士，李春昱、黄汲清、程裕淇、王鸿祯、郭文魁、杨遵仪、董申保、赵金科、张文佑、孙殿卿、卢衍豪、叶连俊、袁见齐、台湾中研院院士阮维周等人，在大学都听过谢家荣授课，有的被带着出过野外实习、做调查做测量。
就是在后来，谢家荣也有许多的学生。1950年共产党华东方面，曾山、孙冶方大力支持，谢家荣办了一期南京矿专。教师用的是李学清、徐克勤、李春昱、程裕淇、李善邦、秦馨菱、高振西、叶连俊、俞建章、赵金科、顾功叙、傅承义、郭文魁、张文佑、孟尔盛、张传凎、业治铮等人，这都是地质界重量人物。这样的高级办学，属少见。谢家荣也亲自开课，教地质学和矿床学。后来的石油副部长大庆油田总工闵豫、院士袁道先，大庆松基3井拟定人之一的张文昭等，都是那期南京矿专学生。李廷栋院士说：地质部系统中，全国一半省局，吉、辽、冀、鲁、晋、苏、赣、鄂、黔、粤、陕、青的省局总工、区测局总工，或技术负责人，是谢先生学生，或谢先生测勘处的人。李廷栋并且说：当时石油、冶金、煤炭与核工业等系统的骨干地质力量也大都是他的学生。见南延宗先生写诗，说谢先生“桃李植盈千”。
抗战爆发时，形势危急。当时翁文灏是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后来资委会合并，成立经济部。翁出任经济部长，成了国府抗战时经济的最高负责人。翁对谢家荣说：不要搞教育了，不必去西南联大教书。抗战严峻，有许多重要实事，非常紧急，需要人去做。翁要谢家荣去主持矿产测勘。从此，他脱离大学，再没去教书。同时，他离开了中央地调所，去另组机构，专做矿产测勘。这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矿产测勘处。
当时，中国东北、华北、中原和华东地区的资源基地相继丧失，国家对后方矿产资源的开发非常急需。翁的资委会经济部，在整个抗战期间，有一重要任务，负责与外国做货易货贸易。先是跟德国，后来跟苏联跟美国。拿中国矿产品农产品，换外国武器和工业设备。滇缅公路上，运进来的，是武器枪炮，运出去的，是钨、锑、锡等矿砂。
谢家荣奉命，带人指挥找矿。他的宗旨明确：做矿产测勘资源调查。重点在野外，重点在应用。急求从速，急功近利，重点查煤铁油，重点找铜铅锌铝钨锡锑等金属矿，查重要战略资源，为支持战争。
他先是去湖南去广西，在江华在八步，在田阳那满，查锡砂查油砂，查褐炭查锑矿。查富贺钟江的锡。后来去云南去贵州，查威宁的铜，兰坪油田，水城和赫章的煤铁，个旧滇西保山腾冲间地质矿产。抗战期间，勘查重点：滇、桂、黔、贵、川和西康。
矿产测勘处不大，却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找矿单位。调查人有马祖望、卢衍豪、周德忠、郭文魁、王超翔、王鸿祯、王植、黄邵显、郭宗山、谭飞、杨博泉、徐煜坚、董申保一干地质学家。谢家荣调查任务布置很重，他的人员有大量实践，取得了许多成绩。卢衍豪、郭文魁、王鸿祯、董申保后来还做了中科院院士。那时他们都很年轻。
地质史人李学通先生，说抗战期间，谢家荣的矿产测勘处“在后方寻找矿产能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发展为国内三大最重要的地质结构之一”。
李说“国内三大最重要的地质结构”，是指四九年以前三个地质机构：经济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研院的地质研究所，资委会的矿产测勘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是李春昱。早先翁文灏、黄汲清和尹赞勋都做过所长。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是李四光。资委会矿产测勘处处长谢家荣。三机构三足鼎立。这三足各有偏向，中央地调所努力在西部找油，兼查矿产。地研所更感兴趣理论研究。测勘处在专门找矿，调查资源。
文革中，地科院大字报，给谢家荣安了一项“国民党政府伪地质部部长”的罪名。这罪恶头衔刷得到处都是。它作为外调材料，发给我知青时的插队公社，放进谢家荣后代人的档案。那时见到这说法，我彻底崩溃。母亲跟我无奈，说，国民党政府就根本没有什么地质部啊。矿产测勘处只不过在四九年以前，是负责在全国专门找矿的一个最大单位罢了。
抗战期间，矿产测勘处一共40几人。充其量，只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一支中等规模地质队的编制。他们的调查，遍及西南6省。除基础地质调查外，进行的重要资源调查有：观音山铁矿、威宁铜矿煤矿铁矿、东川铜矿、力马河铜镍矿、会理通安铜矿、攀枝花铁矿、黎溪铜矿、天宝山铅锌矿、文山白钨矿、昭通褐炭、赫章煤田、昆明铝土矿、都匀独山间的煤田。
这些调查，促成日后上述地区，发展成为重要的资源基地或工业基地。比如观音山，比如攀枝花，比如东川。比如现在的赫威水，已形成为一个煤炭钢铁基地，是贵州重要的六盘水工业区之一。昭通褐炭，已发展成为数十亿吨储量的褐煤工业基地，既可作燃料，又可供农肥之用，并开发作为化工的原料。
见到许多写谢家荣的传记。科学出版社的《谢家荣传》里说他——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历任学会书记、理事、常务理事及第11、23届理事长。
1948年中研院选举院士81人。选举前，成立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负责院士甄选。筹委会15人，人物为胡适、傅斯年、吴有训、茅以升、王世杰、陶孟和、李济等，谢家荣在这15人之中。
那份传记，简单说了谢家荣的贡献：
在基础地质科学和应用地质科学的诸多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在金属和非金属矿床地质学、煤岩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经济地质学方面贡献尤大，是我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
谈到他找到过的重要矿床：
亲自发现和指导发现了淮南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的矿床和煤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矿床最多的矿床学家，对铜官山铜矿、江华锡矿等的研究与开发，对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里提到的那几个重要矿床的发现，都有些故事。
譬如甘肃白银厂。当时为完成五年计划任务，要找铜铁煤。谢家荣翻查过去资料，重新查看存库标本。他看到白银厂查铁报告，上面还粗估了铁储量。他叫宋叔和去取白银厂存库矿石样品。看了后说，这应该是铁帽。下面应该是铜矿。说这很像西班牙里奥廷图（Rio Tinto）的黄铁矿型铜矿，应该很大。他叫宋叔和去找铜，不要找铁。查看地质图后，他估算了铜的可能储量。郭文魁院士说，谢家荣的估算数与后来查出数据很接近。父亲跟我讲的这故事。那天他们在爷爷办公室，父亲在场。宋叔和后来去白银厂，找到了大铜矿。白银厂还为他立了一个铜像。
譬如淮南煤田那次。是谢家荣出差上海，过淮南。淮南方面盛请邀他过去帮忙看煤。他答应了人家，回来细查百万分之一地质图南京开封幅。见到西面的八公山，脉向与舜耕山成弧形构造。山前有奥陶纪石灰岩，向东北平原倾斜。于是推想该地，山王集东南一带平原下，“颇有赋生煤层之望”。
他带人去查勘。发现地质图上的遗漏，更“发现了一条含纺锤虫化石的石炭二叠纪石灰岩”，间断隐有出露，长3公里。之后是平原冲积覆盖，再无露头。这让谢家荣断定，平原下必有广大煤层。他带人做详勘，亲自确定钻位。第一钻见煤。距地19米打到3.6米煤层。之后陆续定钻下钻，钻钻见煤。探到煤层24层，最大总厚达38.9米。煤田储量2亿至4亿吨。他定义大淮南盆地，认为此处前景远大。人口密集繁华城市就此在大淮南盆地诞生。
见到地科院满墙贴大字报，揭发谢家荣，“发现淮南煤田是个大阴谋”。说他在1946年发现淮南煤田，偏选在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之时。谢家荣此时在淮南找到大煤田，目的是给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输血，妄图挽救反动蒋家王朝垂死命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谢家荣有过一段指挥找矿的愉快日子。那时政务院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和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谢家荣在指委还兼做计划处处长。他把中国6大区地质勘探普查队编码，221为华北勘探第一队，321为华东勘探第一队，641为西北普查第一队，429为华中勘探第九队等，为使管理进入科学轨道。中国地质队以编号命名，即自此始。中国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地质上要找铁矿和有色金属矿，对工业作支持。黄汲清撰文说：“谢家荣以他深湛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担当布置重点矿区的勘探任务，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并说谢非常了解地质界人员的工作能力及专业特长。黄汲清说谢，对指挥找矿“当仁不让”，他策划了重点区，确定了技术负责人。派程裕淇去大冶，找铁。派郭文魁去铜官山，找铜。派李春昱去鞍山，找铁。派宋叔和去白银厂，找铜。等等。黄说：“上述勘探计划在五、六年内相继完成，提交了高级储量”。“对国家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黄评价道：“当然，这一巨大功劳应属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乃至广大地质工作者，但谢家荣的计划和指导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后来，谢家荣离开地质找矿决策领导圈。他的职位和职务一降再降。1957年，解放前“三大地质结构”除了李四光，另两个机构的头头，谢家荣和李春昱，都被定成右派。地质部卓雄后来说，地质部对谢家荣、李春昱两位老专家，没有安排好。谢家荣从地质部总工，降到院级，再降到所级，最后到了处级。他被彻底修理，伏伏贴贴老老实实，与人无争于事无争。最后坐守书斋，埋首著书。后来我搞清楚那次右派。以前一直做着领导找矿的事，他总是很想指挥找矿。他认为他是中国指挥找矿的合适人选。他对中央人事安排有不同想法，对部领导工作上有意见，这当然是对党有意见。是在攻击党，或者叫做进攻。他还有一条严重罪行，是与几个苏联专家发生地质争论。地质部把谢家荣定右派的一个理由，是他“反对苏联专家”。
那天吴大妈来过后，我再没见到过爷爷。也再没见到过奶奶。
谢家荣此前，遭遇了地科院严厉的批斗大会。据说是地科院走资派和学术反动权威全体下跪。烈日下跪了一大片。很有场面。批斗场中，谢家荣、程裕淇、陈毓川三人跪一起。三个院士，被批说是“大中小”三个反动权威。会场上，革命群众义愤填膺，高呼口号。谢家荣跪在尘埃，被按头，被呵叱辱骂，斯文扫地。他是反动分子，只许老实认罪接受批判改造。
五七年反右时，他也被批斗，被呼口号，被要求做检讨做反省。但这次不同，势头更加凶猛，对人侮辱到了极端地步。
这运动渐起之时，他就耽心。小心问姑姑：这次是不是又要搞运动了？姑姑在外交部，早年投身了革命，她和姑父都是共产党员。爷爷觉得姑姑应该更懂得些党。爷爷忧心重重，说：共产党老是喜欢搞运动，搞运动对国家不好啊。他对革命实在不能理解。面对革命，他确实是个反动派。他很无奈，对姑姑感叹：能不能让我做点儿事情，总是对国家有用啊。这一次，他显得绝望。姑姑说，听到他对奶奶讲：这次我可能过不去了。姑姑赶忙说安慰的话，相信政策努力改造人民原谅。爷爷这些言语，是后来我听父亲讲起的。
眼看革命越搞越凶，大字报越刷越多，加上来的那些奇怪罪名，已经是莫名其妙，已无从认无从辩。我感觉，他人心里悲哀。而最大悲哀莫过于心死。
终于，在那个晚上，1966年的8月13日。他安静地走了。多年后的今天，我能够理解他。从这现世安然离去，对他是轻松的解脱。这或许，是一个人真正生命的意义。
那个晚间，他挨批斗回来。那段从地科院回卯24楼短短的路，他一步一歇，走得好累。晚上他跟奶奶说，他人不舒服。晚上睡不好。他不去睡房了，在外面厅里睡。省得老要翻身，影响奶奶睡觉。
他独自穿戴好，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躺下来盖好白被单。小桌上留下一张纸条，写上留给奶奶的话：“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侬妹就是奶奶，她的名字叫吴镜侬。
早上奶奶大悲，晕过去了。吴大妈赶紧往我家跑，去叫父亲。奶奶没有看到爷爷留给她的小纸条。她最终都没见到爷爷最后对她说的话。
看到那张纸条的是父亲。姑姑和丈夫胡定一赶来，也看到了纸条。他们在激烈争论之后，把纸条烧了。在那时，自杀表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种抗拒，罪名十分严重。
卯24来了许多人，科学院来人部里来人，公安来人。人们把谢家荣遗体搬上车，拉医院去做解剖。医生给出检查结果：谢家荣死于心脏病。
悲声的奶奶住到了姑姑家。吴大妈回了安徽老家乡下。科学院里来人，抄了爷爷百万庄的家。
奶奶家境早先殷实，其父安徽芜湖名绅，经手多个商铺。后败落，弄得几乎一文不名。奶奶家那边几个人物。二舅爷张国淦，光绪朝举人。曾助唐绍仪南北议和。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又位据各届总统府的秘书长。其嗜古怪，专搜方志。所收二万册明清纸本方志，现为国家所有，是珍贵宝物。三舅爷张海若，光绪朝进士，点的甲辰翰林。民初挂个国务参事虚职。张书画篆刻精绝，名气很大。人称其书为八分书法。中国地质学会那个特色会徽，就出自张海若之手。是爷爷和章鸿钊、杨钟健、葛利普几个人的共同创意，请了张海若作画书篆。
奶奶吴镜侬出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才貌名。熟诗文，能琴会画。烧一手好菜。她婚后安心主妇。人家说，本来她或许也能有些成就。但她安然放弃。一直跟了爷爷，数十年风风雨雨。伴爷爷走到最后一刻。
爷爷走了。奶奶也要走了。
几天后。姑姑上班参加文化革命去了。奶奶给姑姑留了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在百万庄卯24，吴镜侬穿上一套整洁衣服，也盖了一条白被单。也服下大量安眠药，安静地走了。
在她身边，留下一个安眠药空瓶，一筒山东阿胶，一张留给姑姑的纸条。纸条上面写道：
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的。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那阿胶本是奶奶更年期时自用的。姑姑到40岁了，也该进入更年期了。所以奶奶有牵挂，说姑姑用得着。
12年后，1978年10月9日北京八宝山，举行了谢家荣先生追悼会。八宝山工作人员感到诧异。没见过追悼一个处级干部，来了这许多的高层人物。
追悼会结束，人们把一个骨灰盒放进谢家荣的壁龛。
谢家荣没有骨灰。他的骨灰，不知散在了何处。骨灰盒里简单放了一只罗盘，木盒皮套。这是地质学家谢家荣在世间留下的一点痕迹。这件东西，是他心爱物。生前行走在山间田野，他一直带它在身边。
香港《今天》杂志2016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