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令狐冲最近的读史札记。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灭亡前，朝廷基本上要出现出内外矛盾无力化解、方寸大乱举止失措、权力次中心坐大、挣扎加速导致脑死亡四大征兆。这些征兆，表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加速灭亡的倒计时时刻。
一、内外矛盾无力化解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外戚专权、世家大族子弟秉政、宦官集团坐大、地方实力军阀的兴起、太平道宗教势力的蔓延、黄巾起义，就呈现出内外矛盾无力化解的末日征兆。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加速导致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中唐至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尤其是黄巢造反，对社会生态的大规模破坏，加速了唐王朝的覆灭。宋、明、清三代的末年，也有类似的表现。
北宋至徽宗时，社会矛盾已非常尖锐。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举措，实际上是力行商鞅的驭民五术，民间财富被一步步掏空，逐渐集中到了朝廷和各级官员的手里。百姓生活困苦，皇帝穷奢极欲，百官醉生梦死，不遗余力敲剥小民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矛盾激化。宋江、方腊的起义，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力量。对外关系上，辽、西夏，对北宋的威胁长期存在，后起于辽东的女真建立的金国，更是咄咄逼人。北宋朝廷面对这些矛盾，却根本无力解决。文人气息过重的宋徽宗，饱读诗书，书画双绝，对军国大事却束手无策，甚至直接躺平，日日耽于醇酒美人，醉心于蔡京宣扬的‘丰亨豫大’，不再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连治标的办法都拿不出来。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北宋仍然可以苟延残喘，不至于迅速灭亡。宋徽宗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重要举措，直接加速了北宋的覆亡。
明末的崇祯，也面临着阉宦势力、党争、连年大旱、流民大增、后金威胁一系列麻烦。对这些严重的矛盾，他不但无力化解，反而打出了一系列昏招，直接加速把大明王朝推向了穷途末路。
满清更是不堪，其覆亡是从1907、1908开始突然加速的。如果说之前的王朝，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内，没有改弦更张的借鉴参照和有效途径，满清条件要好得多，美英、日德，都是现成的学习榜样。不幸的是，面对内外危机，满清权力集团不是从政治制度上开刀，反而搞了一系列措施‘固权’，直接把大清推入了倒计时。
二、方寸大乱昏招迭出
宋徽宗即位后，重用蔡京、童贯，搜罗‘花石纲’，迷恋美色，贪图享乐，导致怨声载道。但是，他除了这些历代皇帝普遍具有的毛病，还有好大喜功的一面。为了实现祖宗们都没有做到的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强国梦，为了在列祖列宗面前露一手，轻佻的宋徽宗放了一个大招，即对辽国毁盟背约，和金国结盟。具体内容是，宋、金联合进攻辽朝，灭辽之后，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同时把给辽的岁币，转赠给金朝。这个策略貌似正确，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加速了北宋灭亡的重大外交失误。
在当时的情况下，金强而宋、辽弱。而且，辽和宋之间已经和平百年，面对陌生的势力，宋朝应该与辽联合，对抗金国。对宋来说，最好的结局，是三方可以共存，形成战略平衡。如果辽必须在宋的支持下，才能同金抗衡，那宋就可以占据战略优势。即使想灭辽，也要做好辽亡后，和强大的金对峙的战备。可惜，急功近利的宋徽宗，将自己的诉求和底牌完全暴露在金国面前。这样一来，主动权完全在金国一方。如果金国与宋翻脸，朝廷如何应对？
果不其然，金国大军南下，宋朝君臣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宋徽宗急急忙忙把帝位禅让给太子赵桓，自己带蔡攸、童贯仓皇出逃，一路走到长江边上。被迫返回东京后，即被钦宗软禁。金军攻入开封，二帝北俘，北宋灭亡。
明末帝崇祯也是昏招迭出。从崇祯元年的裁撤驿站开始，到崇祯九年、十年，继辽饷之后加征剿饷、练饷，以及走马灯换相、临阵易将、诛杀大臣，各种昏招此伏彼起，层出不穷。也许是因为坏消息太多，崇祯十七年中，皇帝经常处于心绪烦闷、方寸大乱、长吁短叹、束手无策的状态。具体表现在决策随意性极大，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左右互搏，内耗严重，中枢吵闹不休，下属无所适从。李自成一路北伐，势如破竹，官兵望风而降，兵锋直抵京郊。此时，崇祯与大臣却都在焦头烂额之中，因为是否需要迁都而斗气、推诿、扯皮。崇祯如果在此时当机立断，迁都南京，明朝尚有大半江山，江南富庶之地，财税丰足，自守绰绰有余，也有可能卷土重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什么也决定不了，大臣们各怀鬼胎，暗中忙着准备迎接李匪进京，做新朝之官。众叛亲离之下，崇祯只能一步步走向煤山。
满清于1907年推出皇族内阁、1908年慈禧毒死光绪、免去袁世凯本兼各职、开缺回籍、1911年铁路收归国有。这几件事，大大激化了内外、上下、左右各种矛盾。尤其是保路运动这样的大规模民变，宣告满清统治已经进入弥留状态。
三权力次中心的坐大
政出多门是专制王朝普遍存在的痼疾。一个王朝的末年，这种一国三公的内耗往往使王朝加速走向死亡。
北宋末年，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自己做太上皇。宋徽宗在金军兵临城下的生死关头，带着蔡攸、童贯、朱?￣ﾀﾁ高俅，乘船沿大运河连夜南下，一路逃到长江边上的镇江。宋徽宗南下的后果，是宋王朝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没有经朝廷批准而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以至于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的局面。相反，宋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云集。通过发运使司和行宫使司，宋徽宗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几道诏书，“以纲运于所在卸纳”，截留了江南地区供应京师的物资。
宋徽宗的这些做法，使得“闻上皇之诏止勤王之师，守臣惶惑，莫知所从”，”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变得更加难以维持。本承诺不干预政事的太上皇，此时在江南却照常处理政事、任免地方官员，大肆恩赏僭滥，以至于官员“惑于诰、命并行，而莫知有朝廷矣”。宋徽宗俨然还是一国之君。江南地方官把宋徽宗的所作所为上奏给宋钦宗，京城处于一片恐慌之中。
一个王朝，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皇帝。下属官员在两大阵营中，犹疑不决、东倒西歪、瞻前顾后、无所适从，这种严重的内耗，加速了北宋的覆亡。
崇祯末年，影响朝廷决策、导致政令不通的权力次中心相继出现。袁崇焕之死，使得带兵的大将人人自危，拥兵自重、玩寇自肥，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朝廷的号令，已经不出宫门。坐镇武昌、手握百万雄兵的左良玉，不但剿张献忠不力，而且坐视明朝的灭亡而无所作为。由于崇祯贪功诿过，器量狭小，大臣们担心他甩锅而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明朝廷实际上已裂变为皇帝、大臣、武将三个矛盾重重的政治集团，尾大不掉的内讧加速把明王朝逼向了绝路。一大堆人，每天吵吵闹闹，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坐待国事糜烂，政权覆亡。
满清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过程中，以曾左胡彭为核心的湘军和以李鸿章为核心的淮军相继崛起，权力次中心已经出现。戊戌变法时，帝党、后党的激烈争权，使朝廷分裂成两派。庚子事变中，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的‘东南互保’，不奉朝廷的‘乱诏’，标志着清末地方势力的崛起。清政权对此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1907年前后，满清统治集团事实上已经分裂成皇帝（皇族）、军人集团（袁世凯为核心的新军）、立宪派（地方官绅势力）、革命党（孙黄宋）四大阵营。这四种力量决定了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走向。1908年，光绪被毒死，慈禧病死，袁世凯被免，朝廷中枢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此时，满清统治集团再也推不出具有远见卓识、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各种人才迅速下沉到远离中枢的权力次中心。这些势力爆发出来的离心力量，直接导致了满清统治的终结。
四挣扎加速了脑死亡
每一个大限已到的王朝，都不可能主动迎接死亡，引颈就戮，在临死之前，必然拼命垂死挣扎。可惜，这种挣扎，却往往没有什么用，如同一个深陷泥淖中的困兽一样，不挣扎还能苟延残喘，越挣扎，越下陷得快，直至没顶。在这个时候，不做点什么，似乎不可能，但是，无论怎么做，可能都是错的。战与和，守与逃，选什么都不对。
柏杨所指的王朝的脑死亡，我认为就是植物人状态，大脑与四肢，已经互不统属，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
宋徽宗的禅位与南逃，实际上是无奈之中的一种挣扎，并非一无可取，徽宗尽管在政治上弱智，但并不是白痴。后来宋高宗的南渡、中兴，走的是同样的路数。其隐含的意义在于，东京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所以新皇守国，自己退一步以防不测。新瓶装旧酒，这是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但是，自己退而不休，不肯完全交出权力的下场，是民心大乱，官心大乱。这种巨大的离心力导致的混乱局面，已经昭示了北宋灭亡的不可逆。父子争权，徽宗被软禁，不久同时被俘，朝廷彻底陷入了脑死亡。
崇祯在位十七年，六下罪己诏，在局势大坏的崇祯十六年，两下罪己诏。崇祯十七年，还最后下了一次，已经是绝望之中的哀鸣了。这也是一种挣扎，尽管是无望的挣扎。这种挣扎，不但挽回不了事态人心，反而将自己的决策失误、无能、进退失据，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君臣离心，各级官员各怀鬼胎，明朝加速进入脑死亡。
满清末年的皇族内阁、罢免袁世凯，也是最后的挣扎。当权者幻想通过罢免袁世凯，收回兵权。但是，掌控一支军队，仅仅免掉军事统帅是远远不够的。统兵大将、高、中、低级将领，以及一个个甘愿流血牺牲的普通士兵，是一个整体。如果朝廷倒行逆施，必然导致民心浮动，士兵都是来自于普通老百姓，民心浮动的后果，是军心动摇，谁还会给你奋不顾身地去卖命？为什么打仗？给谁卖命？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有兵在’只能是一句空话。
毒死光绪，也可以说是垂死挣扎。我觉得慈禧将死，未必出此下策。但是，她身边希望光绪先她而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万一光绪重新掌权，这些后党还不是个个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光绪糊里糊涂，就丢了命。小团伙的利益凌驾于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是统治集团进入脑死亡的重要标志。可以做个假设，如果年轻的光绪能够活下来（只活了37岁，并无绝症），清朝很可能立宪成功，中国很可能进入君主立宪的宪政时代。但是，历史不容假设，也就是说，光绪必须死，清朝必定灭亡。
五一句话结论
四大征兆齐备，亡无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