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地理相近，来往方便，居留日本费用节省，文字习俗相似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众所周知，我们现代汉语中许多耳熟能详的词语，如“哲学”、“物理”、“化学”、“观点”，“取缔”，“立场”，“银行”，“派出所”，“物理”，“共和”、“文化”、“主义”……等常用词都是近代从日本引进过来的，统计表明，中国现代汉语中借用的日本翻译词汇至少有3000个以上。在当代，日本是G7（七个工业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唯一的欧美之外的国家。
近代以来，作为亚洲最先“脱亚入欧”现代化起飞的国家，日本曾经是促成中国变革的桥头堡和根据地。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亡命日本。20世纪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屡次因发动武装起义受到清政府通缉而到日本避难。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1900—1911），中国留日学生所办报刊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无论保皇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各方都以日本为基地，辩论中国的变革路径，想像并筹划中国的前途。
当年，许多学者、作家、留日学生一到日本，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促使他们滋长民主、自由、法治以及革命思想。
日本东京成了20世纪初中国各种政治理念和文化派别的共同基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蔡锷自不必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骨干如黄兴、宋教仁、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学者章太炎、陈独秀，作家鲁迅、周作人，革命宣传家陈天华、邹容、秋瑾等，这一大批极大影响了现代中国的人物，都是留日学人。
这些流亡日本的华人，通过创办报纸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由于留日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舆论影响极大。首当其冲者，当推梁启超，汪精卫等人。改良派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与革命派章太炎、汪精卫等主持《民报》的论战，精彩绝伦，回响多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据我们的一些朋友的告知，当下旅日的华人知识人也正在做类似其先辈的重建中国的工作，而当下的国际氛围是有助于其推进他们目标的实现的。
2）关于文化中国
“重要的就是不只是你反对什么，而是你想要的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一位在台北和清迈都开设了中文为主的飞地书店店主张洁平这样阐释了她的主旨。
张洁平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记者，曾在香港工作20年，新冠疫情期间移居台湾。2022年她在台北创办了一家书店。去年12月，她在泰国清迈开设了一家分店，并计划今年在东京和阿姆斯特丹开设分店。
她的书店名为“飞地”(Nowhere)，会向顾客发放“飞地共和国”护照，这些顾客被称为“公民"，而不是“成员”。
飞地台北店去年举办了138场活动。清迈店在最初的六周内举办了约20场活动。主题非常广泛：战争、女权主义、香港抗议活动以及城市和人际关系。
张洁平说，她不希望自己的书店只面向持不同政见者和青年叛逆者，而是面向所有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华人。
张洁平说：“我希望我的书店成为一个全球华人交流的地方。”
开办中文书店，即使是处于网络与人工智能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开启民智的重要渠道。2023年，有四家中文书店在东京开业。在美国至少四个城市以及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温哥华，受到2022年纽约成功举办的月度女权主义开放麦克风表演鼓舞，女权主义者也在举办类似的演出。在欧洲的中国移民建立了数十个专注于LGBTQ、抗议和其他议题的非营利组织。
这些活动，旨在扩展文化中国。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和组织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也不以推翻中国政府为宗旨，尽管一些参与者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一个民主的中国。但组织这些活动的移民表示，他们认为学会无所畏惧地生活、相互信任并追求一个有目标的生活非常重要。
但是，即使是文化活动，也难免遭致无妄之灾。2023年3月来自中国大陆的并已经在台湾居住有十年之久的出版人富察，回中国大陆探亲后失踪，传已被北京当局拘捕。富察有满族血统，曾任职中国出版界。他在台湾创立八旗文化逾10年，曾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兴亡的世界史》等书。今年二月台北国际书展，该出版社曾发表日本学者新著《新疆》。
在极权政府眼中，一切文化都是政治。所以，他们的逻辑终点，是文化大革命，即大革文化的命。在这样的国度里，文化是断无立足之地的。共产文化，就是消灭文化。因此，海外流亡者的文化中国事业，当然是懂得自己事业必须具备的生态环境的。
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我们作为第一代流亡者，意识到：“流亡者大都是精神分裂症，他们过着双重生活。一重生活是在别处，高度精神化。故国的脐带把他与过去牢牢拴着，他实际上仍是那个世界的一员，伴随那个世界的喜怒哀乐而情绪迭宕起伏。”
虽然，有一些流亡者业已逐渐淡忘了过去的岁月，完完整整羽化成仙，化为新居住国的一员。但大多数流亡者已被历史文化所统摄。别处的生活，构成了他的主要精神世界，塑造了他的真正灵魂。”
我们想，各得其所，各就各位，大家顺其自然即可。
人们注意到了，2022年之后的新移民经济条件好，受教育程度高。他们关心自己的经济福祉，也关心比自身更大的东西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他们与上一代的“生活在别处“的流亡者有了共同语言。
回溯历史，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的流变证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强大的中国之外的力量。历史反复表明，没有这种社会之外的力量，靠中国内部的力量互动消长，由于一种强大的趋同化惯性，社会便不断地复制自己，不断地恶性循环，走不出那个宿命的历史死胡同。
而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力量间的互动越强，中国走出历史惯性怪圈的可能性就越大。种种内外互动，是影响中国命运极其关键的因素。有朝一日，我们内外携手，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