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提笔，几次放下。我想说，可不知从何说起。我想写，可又不敢写。我不知写出来会伤及到谁、会触及到哪位战友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是否会再次掀开她们早已结痂的伤疤。还有，我该如何记述那些龌龊的往事，该如何思考那些男人的行为？为此，我迟迟没有动笔。
可是，不写，那段历史随着当事人的一一离世真的就会被翻过去，人们再也不会知道当年在沙漠，在兵团，甚至在我们五连这样的先进连队也有那些不能见光的事情，人们不能想到，当年的一纸号令，忽地把一批稚气未脱的孩子，特别是一批不谙世事的女孩子放逐到农村，放逐到沙漠，那会引出多少不能言说的伤心故事。
为此，我提笔了。
被枪毙的连长
先说说我的连队吧。
我的连队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五连。它处于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距巍巍的阴山有三四十里的路程。连队驻地的四周是连绵起伏的沙包，目力所及之处除了一小片闪着波光的水洼，就是水洼周围白花花的盐碱壳和偶尔冒出来的硬硬的芦苇尖——那是我们刚到时唯一可见的绿色。水洼被人称为“海子”，听着还挺浪漫，可当我望向那漫漫黄沙，就知道，自己再也走不出去了。
我们是1969年4月到的第一批北京知青，接着又来了浙江、保定、呼市、上海、天津和北京第二批、第三批的知青。连队很快就有了三百多号人。
最初迎接我们的是当地的几十户老职工和四名现役军人及八九个复员老兵。
现役军人是连长黄某某、指导员宁某某、医生骆某某和副连长肖某某。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有的来自北京卫戍区，有的来自野战军。那么，连队里的两位最高领导——黄连长和宁指导员，谁又最具权威？谁才是连队的老大？当然是黄连长！因为他来自北京，来自卫戍区，而指导员来自驻扎在河北的一支野战部队。谁都明白，京城的领导在气势上永远高于地方的，尽管他俩平级。
黄连长是湖北人，个子不高，精瘦，脸黑，眼睛却大大的，很有光泽。他常绷着脸，可眼睛却似笑非笑，偶尔会眯着扫你一眼。他在队列前很有威严，口令干脆响亮，做事雷厉风行。五连在他的训导下，很快成为在团里出名的纪律严明、内务整齐、干活卖力的先进连队。
正因为他的优秀，一年后，师部点名要调他去当师警通连（警卫与通讯连）的连长。临行，五连给他开了隆重的欢送会，一些战士还流了告别的泪。
黄连长能被重用，是五连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我们都以为他会很快高升，当个团长旅长什么的。可突然有一天，传来了这样的消息——黄连长出事了，被判了死刑！
“什么？黄连长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还是死刑？”
事情打听下来，还确实如此！
原来，就在1971年，一个兵团级领导奸污多名女知青的事情被报告到中央，周总理一怒之下，下令在全国开展一场打击迫害知识青年的运动，一时间，揭发、抓捕“坏人”的运动展开了，运动中，黄连长的事情被揭露出来。
据师部传来的消息说，黄连长在警通连期间，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多名女战士行为不轨，特别是跟两个女知青有了不一般的关系。这事揭露出来后，黄连长知道大事不好，必定被抓，就独自往沙漠深处跑去。他来到一个蒙古包前，见里面有一个男人、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男孩，便讨要水喝。老人还给他倒了水。
不知这家人跟他说了什么，一会儿，那个男人骑马走了。可能连长感觉到那个男人是去师里报信了，便抡起铁锹把老太太打死了，然后拉起小男孩就往荒漠里跑。就在他听到有人声传来时，便一锹拍在孩子头上，又很快在沙包上挖了个坑，把还没咽气的孩子活埋了。
这一系列的动作真的就像电影，听着都觉毛骨悚然。可这就是我们黄连长干的！
就在转年的元旦，黄连长在巴盟的一个广场上被枪决了。据说，枪决前，公安部门找到他湖北的家，一来是通知家属，二来是向家属讨要五分钱的枪子钱。可他的老婆没给，硬生生地说：“我家没这个人！”
五连人得知此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毕竟事情没有发生在五连，大家也不知说什么好。可是，有一天，我班里的一个战士突然说要跟我谈谈心，随后告诉了我一段她亲身的经历。
那时，我已经是连队女生文艺班的班长，战士找我谈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要找我谈心的是班里最漂亮的姑娘小玉，她是北京第二批来的知青。
小玉说：“这事我在心里憋了很长时间，我不敢说。现在黄连长的事被揭出来了我才敢说。他不是个好人！”
小玉的脸涨得红红的，停顿了半天才慢慢说道：“我到五连，是黄连长接的兵，所以来前我就跟他认识。到了连队，他挺关心我，会跟我多聊几句。有天晚上，他叫我出来，说是要听听我的思想汇报。连长带我来到旧连部一个破房子的屋顶上，让我坐在他身边。其实我也不知谈什么，就随便说说我对劳动的感想。说着说着，连长突然用他披着的军大衣一下裹住了我，说内蒙古的夜晚凉，别冻着。他这样一搂我，我就很紧张，可想到或许部队的首长都是这样关心小战士的，就没敢动弹。可没过一会儿，他就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去摸我的后背，还问‘你冷不冷呀？’这下，我吓坏了，可我不敢喊，不敢反抗，只能说‘不冷不冷。咱们走吧。’”
“我快速地站起来，朝梯子走去，连长也只能跟上。下到地面，连长拉住我，说：‘好，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你跟我到新连部去看看。’徐晓，你知道，咱们老连部与新连部之间有好几座大沙包，周围还那么黑，我真是害怕呀，可又不敢违逆连长，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走。幸亏，走了没多远，我听到了有人说话——是我们排长大炮和小双提着马灯走过来了。我一下甩开连长的手，喊道：‘我跟排长回宿舍了！’就一下扑到了大炮的怀里。”
听到这儿，我一直替小玉提着的心放了下来。这里要解释一下，大炮和小双是我连队两个先进的女知青，她俩刚到连队不久就被提为排长和副排长。小玉能在那天夜里遇到她俩真是幸运，小玉躲过了一劫。
小玉说，她只把这件事跟我一人讲了，希望我不要告诉给别人。为此，我也没有把它汇报给连里，毕竟黄连长已经被惩治，之后的几十年来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起，我想，这样的事说出来，伤害的就是小玉了。如今，小玉也走了。
这就是我们五连第一任连长的故事。
被双开的指导员
下面要讲的是我们指导员的故事。
自黄连长调到师部警通连后，五连连长的位子空缺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么，连队的最高领导者就是宁指导员了。
宁指导员是河北邯郸人。瘦高，脸黑，鼻子略短，嘴唇稍微内瘪，说起话来带有明显的邯郸腔，来五连时，不超过29岁。
说实在话，从人品上论，指导员没得说：干活不怕苦，身先士卒；管理连队有想法，有规划，哪里需平地，哪里该植树，哪里要开辟出一个足球场，哪里要盖个澡堂子，他会替战士们想，并马上实施；他大公无私，为了丰富战士的业余生活，提议连队置办一台小型电影放映机，当年那玩意250块钱一台，他自己先掏50块，其余的建议战士们平摊——每人不到一元钱，这一下让身处荒漠的年轻人每周都能看到一场电影。
我们演出话剧《成长》时，又是指导员把他刚从北京托运来的新家具让我们作为道具搬上舞台，我们在全团巡演，新家具就放在马车上颠来颠去，他却没有一丝埋怨。所以，指导员在连队的威信很高。
然而，即便这样，他也出事了。
同样，听说也是男女之事。
“不会吧，指导员跟咱们在一起四年了，没看到他对哪个女生动手动脚呀，这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更会不会有什么猫腻？”班里的女生议论着。
也确实，这事被揭出来时，指导员刚被调到团部几个月，他到那儿去当基建股的股长了。
我是连队的普通战士，消息不灵通，只知道指导员在接受审查，可具体是什么事，跟谁，一概不知。直到宁指导员在团部被关了禁闭，我们才陆续地听到一些消息。据说指导员跟四排的女生刘瑶瑶有了关系，如果这事被查实，就会被定性为又一起迫害女知青的事件，指导员就完了。
听到这事儿，大家都替指导员深深遗憾，同时，也在想：怎么又是她？
她——刘瑶瑶，北京知青，但她不是直接从北京来到的五连，而是从三连、团部等处辗转来的。据说，她初到三连，没有几个月，就被三连的一个现役军人“迫害”了，两人的交往被发现后，现役军人受到了处分，她被调到了团卫生所。可没多久，她又被卫生所的领导“迫害”了，同样，那位领导也被严肃处理了，瑶瑶姑娘仍然是可怜的受害者。
这时，刘瑶瑶的母亲来到团部，为女儿多次受到迫害而不甘。团领导说，“这回，我们一定给你女儿找个最先进的连队——五连，那里政治空气最浓，她去到那儿，你就放心吧！”这样，瑶瑶姑娘来到了我们五连。
应该说，刘瑶瑶长得不错，高高的个子，有一张白净的团团脸，眼睛挺大，虽不是那种顶尖的漂亮，但她爱笑，让人感觉挺亲切随和。她们班上的人说，瑶瑶干活不惜力，能吃苦，跟大家处得也不错。
我跟她不在一个排，没接触过，无以评价。但是有一天，我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那天，我为班里的一个战士去礼堂后面的炊事班预定病号饭，一进去，看到刘瑶瑶正倚靠在大伙房和小灶房之间的门框上，一只手撑着另一边的门框，冲着站在旁边的指导员讪笑着：“你过呀，你过呀，”一边说，一边用另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胳肢窝下，意思是，指导员要进入小灶房就得从她的腋下钻过去。当时她那个神态让我吃惊——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没有尊重！不过，这个想法一闪也就过去了，我没有再去想它。
指导员受审查的事情使连里的空气变得紧张，战士们白天不说，可到了晚上，躺到炕上，会小声地议论：
“听说团里来人把刘瑶瑶带走了，正跟她谈话呢，问她跟指导员到底有没有关系。”
“那肯定有呀，不是说他们挺好嘛，不是说刘瑶瑶总去指导员家聊天吃饭吗？咱们怎么没去过？”那会儿，我们不知道何为“有关系”，以为超出了一般同志关系就是有关系。
“听说，刘瑶瑶一直闭口不说话。可她不说话人家就不放她出来。”
“他们肯定关系不一般。那次全连在操场看电影，骆医生就非让小芬回宿舍去看看。结果，小芬一推门，吓了一大跳，黑暗中，两个大活人，一个是刘瑶瑶，一个是指导员，正坐在炕沿说话呢！”
“听说指导员的老婆金大姐也挺喜欢瑶瑶，常留她在家吃饭。瑶瑶也挺大方，常帮金大姐干活。”
说起金大姐，我们都挺替她难过。金大姐是指导员的家属，比指导员大三岁。据说，河北当地流行的说法是“女大三抱金砖”，抱不抱金砖我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能看到金大姐对指导员挺关照。金大姐是我们到兵团一年后从河北老家搬过来的，还带着两个不大的孩子。她在连里自创了个职位——缝纫员，搬着自家的缝纫机给战士们补衣裳。听说，指导员出事后，金大姐责问指导员他跟刘瑶瑶到底是怎么回事，指导员就跪在她面前哭。
审查僵持了一段时间，可最后组织上还是攻破了刘瑶瑶。刘瑶瑶承认了她和指导员有男女关系，指导员的罪证就坐实了。很快，指导员被双开——开除军籍、党籍，遣送回乡。他一家人——金大姐和两个孩子，也跟着他回到乡下老家。因为他是被双开的“有罪之人”，生产队不给他一分土地，也没有他一斤口粮，是金大姐顶着压力，一直养着他、护着他。
至于那个刘瑶瑶，听说，当时，之所以她能承认，是工作组的人给她打了包票：“只要你承认，你就不用回连了，我们直接送你回北京，一切手续我们给你办！”能回北京，那是多大的诱惑！
自这起“迫害女知青”的事件落幕后，很多年大家都没有再提起这两个当事人。刘瑶瑶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指导员也成为家乡的一个永远抬不起头的戴罪农民。
时间进入到21世纪，已经长大成熟有了一定社会认知的五连战士们想起了这件事，深感不能这么放弃指导员。也是呀，宁指导员不是流氓，他没有祸害连队的其他女生，他就是一时情迷，就是一时失足，怎么一辈子就完了？
这有点重了。
怎么办？
战友们一商量：咱们到他家乡去看他呀，让他们村的人都看看，指导员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本质上是好人，他有人缘。就这样，一批批的五连战士去到了他们村，拉着指导员在田间地头到处转悠，逢人就说：“我们是来看望指导员的，我们是他的战士。”同时，大家还邀请指导员到北京参加战友聚会，邀请他与大家一起重回内蒙古的连队旧地。
2022年，指导员患了重病，五连上百知青给他捐款，还派代表到他的家乡看望他，战友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抚慰指导员落寞的心。一个月后，指导员走完了他充满愧悔、自责和伤感的一生。
这就是我们五连指导员的故事。
阴坏的骆医生
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连初建时有四位现役军人，其中一位是医生。这位医生姓骆，湖北人，小脸，眼大，但是眼皮耷拉着，说话带着浓浓的家乡口音。他在部队时是药房的司药，并不是医生。看上去，他的岁数比连长和指导员大一些，估计来到连队时已有三十七八岁，或者四十出头。
医生嘛，就是医生，有连长指导员在，他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只是党支部的一个支委。在连队里，他真的很舒服，完全不必像连长指导员那样总要到劳动现场去视察。他不用出工，就有了时间。这样，他成了学“毛选”和马列著作的先进分子，支部也会安排他在雨天雪天给战士们讲讲党课，谈谈他的学习心得。一来二去，骆医生成了连队的“思想核心”。他呢，也随着威望的提高，开始训人，会给一些“问题战士”扣上“政治大帽子”，大家就都有点儿怕他。
骆医生的行动特点是来无影去无声。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已经站在你的背后，会吓你一跳，也不会让你发现你们一班人正无拘无束地说笑，其实他早已站在你们屋檐下好一会儿了。
大家谈不上对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是感觉他爱整人，躲着点儿就是。
可是有一次，我们文艺班的人对他有点看不惯了。
班里有个女生下体发痒，怎么洗都不行，用什么药膏都不管用，痒得严重时坐卧不宁。女卫生员把这事告诉了骆医生，骆医生便要亲自诊断。那天晚上，骆医生叫我们班所有人都出去，他要亲自给患者检查。夏日的夜晚，我们在院子里说笑聊天，好久了，突然想起，“怎么看这么长时间还没完事呀！”
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大家相互看一眼再没议论。
可后来我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使我多少看清了他。
那是1973年的2月，我探亲后回连。
到连队时已是傍晚。晚饭后，医生叫我去。他让我坐在他的床铺上，然后他搬个凳子坐在我的对面，说：“你这次在北京看病，那边医生说你心律不齐，我来听听。”随后戴上了听诊器。
骆医生先是正常地听，用听诊器在我的胸脯上左一下、右一下、上一下、下一下地滑动——听得还挺认真。可一会儿，听诊器滑落，他就把手贴在了我的胸脯上。我琢磨：“莫非手比听诊器还灵？也许吧。”我屏住呼吸，挺直腰板，眼睛望向屋顶，等着骆医生的诊断。骆医生的手在我的胸脯上也是左放一会儿，右放一会儿，倒腾了一会儿，他站起了身，“行了，你走吧。”我莫名其妙，检查完了？什么结论？他没说。
这事，我也没说，我只是心里嘀咕——我知道中医有号脉，西医有叩诊，可真没听说过听心律手比听诊器灵。
我是1974年8月离开兵团的。听说，1975年兵团就改制了，部队的人员撤走，由地方接管，兵团变成了农场。这样，骆医生也就光荣转业，回他的湖北老家去了。再后来又听说，骆医生身体不好，没几年就去世了。
多年后，我们文艺班的人又聚在一起，聊起了当年的生活。当提到骆医生时，我说了一句：“他呀，最不是个东西”，随后讲出我的经历。
没想到，我的话音一落，小楚就接上了：“我还以为就我一人遭过他的咸猪手呢！他就是一个流氓！”
说话的小楚也是北京知青，白净，嗓子好，唱歌动听。她是带着北京医院给开的“二尖瓣狭窄”的诊断书来到连队的，可她干活从不惜力，挑沙、筑坝、割麦、耪地她哪样也不落后。可有一天，骆医生还是把她叫去了。
“骆医生让我躺在他的床上，让我把上衣全脱了。他也是先用听诊器给我听，后来就用手摸，还这敲敲，那敲敲，然后用支圆珠笔在我的胸脯上、肚皮上画圈圈，这一个圈，那一个圈，然后还在笔记本上记点什么。我当时躺在那就琢磨：他记什么呢？我那块是有什么问题吗？可能也是我没什么反应吧，过了会儿，医生就说，‘行了，起来吧！’我就走了。那会儿，心里有疑问哪敢问呀，只能自己琢磨。离开兵团，回到北京，当我自己也当上了医生，我才明白，他那哪儿是看病呀，那纯属就是犯坏！”
可真正的坏人没有得到惩治，他荣归故里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五连三个领导的故事。
故事发生时，我们是一群不到20岁的姑娘，而今，我们已是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大多时候，我们喜欢回忆风华正茂时的勇敢、坚强、苦中作乐，回忆我们的团结、互助、相爱相帮，甚至，我们也喜欢回忆年轻时做过的一些糗事，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呀，什么“筷子头上的枪声，糖块里的炮声”呀，什么紧急集合号响了，却有人装睡，怎么叫也叫不醒呀。我们什么都愿回忆，只是有些事情不能提——那是女人心里藏得最深的痛苦——那是哑巴亏，吃了，就要埋在心里一辈子！
如果不是现在的时代开放了，不是我们长大了、成熟了，不是我们结婚了、生子了，为人妻，为人母，甚至为人姥姥、奶奶了，可能我们仍不会去讲那倒霉的事情！
我常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论是零星插队还是集体兵团，不论是去了华北还是东北，是西北还是西南，不论是到了山旮旯里的小村，还是漫漫黄沙中的毡房，抑或是莽莽丛林中的寨子，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生活的艰苦、劳作的艰辛，更多的可能是社会的复杂和人心的叵测。我们不仅要有吃苦的精神，还要有对陌生社会认知的本事和对身边好人与歹人的分辨能力。说白了，要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可这些能力哪里来？我们出门时是一帮不大懂事的学生，平均年龄不过十六七呀！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可有些堑吃了就要痛苦一辈子呀！
确实，出门时，我们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我们不知何为“男女有关系”，不知医生应该怎样看病，不知对领导的崇敬应该如何表达，不知“老红军对小战士”的关心怎样表现才是恰当的，更不知，出了问题该向谁去诉说！
那么对于那些出了问题的军人我们又该怎样分析？怎么看待他们？
现在想来，这几位军人，在部队时应该是好样的，不好，不会被提拔。但是，就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离开了部队，离开了那清一色的男人世界，来到了一群知识青年中，特别是这里有不少年轻貌美的城市女学生。这是诱惑。扛一天两天可以，扛一月两月可以，那么要扛半年、一年又会怎么样？他们也都年轻呀。黄连长32岁，宁指导员29岁，就是骆医生也不到40岁，他们的家属也不在身边。我并不是给他们辩护。我是想说，同样是犯罪，也有轻重之分，也有“该死”和“惋惜”之别。
而今的社会早已不是50年前的样子。可能是社会进步了，我的忧虑和哀怨在现代人的眼里可能早已不是回事了。但愿如此。
说出这些，仅是为了记述那段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历史、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和在某些人心底那永远抹不去的疤痕。
仅此而已。
（作者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的人名已做改变。）
2024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