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惊悉先生的知青朋友，几十年的死党L确诊为肝癌晚期，先生一下子难过得吃不下睡不着，我们知道，L的时间不多了。
肝癌晚期是个什么东东，怎似这般般谈虎色变，先生的沉重我感同深受，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居然仍然没有攻克，“晚期肝癌”就是死刑判决书。当年留下的痛心疾首不由自主的浮上心头。
1971年初，我父亲从他的流放地重庆南山公社调到乐山的亚西机器厂厂医院任中医师。
五月初，我从我的流放地西昌去乐山牛华镇探亲。
那时成昆铁路刚通车不久，一路上一座桥接着一个洞，一个洞又连着一个洞，黑黢麻恐叮咛哐当令人昏昏欲睡，夹江站下车，又坐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到了乐山，看见了青衣江和岷江不由眼前一亮，山青水秀乐山乐水，乐山真是个好地方！
连路边的行人看着都是那么的清爽，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明亮了起来。
医院对父亲很器重完全没有歧视，把他的宿舍安排在厂医院住院部二楼最档头一间三面都是玻璃的大屋子里。
住院部是在离厂区约两三里路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排小平房，还有一幢小洋楼，环境优雅，周围都是橘子树，爸爸给他这间陋室取名“望橘轩”。清晨在住院部厨房和唯一的厨师宋老头吃了馒头稀饭漫步去厂区的医务室坐班，中餐晚餐都是在厂里大食堂吃，晚餐后又漫步回到他的“望橘轩”读书写字。
我旋吊了几个月的心，一下安稳了，看来爸爸是掉进福窝里了（相对那个年代的牛鬼蛇神们而言）。没想到还有些惊喜后来又一个接着一个，钱栋叔叔便是其中之一。
我到的第二天是个星期天，爸爸说：“今天带你去五通桥游小西湖”。
早上宋师傅说欢迎我，给我们做的彩色馒头（用波菜汁、红罗卜汁揉的面），正吃间，来了一座黑铁塔，高高胖胖，爸爸说：“这是钱叔叔，今天我们俩陪你玩。”
钱栋叔叔在厂技术科上班，因为有“历史问题”尽管能解决很多关键的技术问题，也还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连晋升基本工程师的资格都没有，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四十岁左右，也是一个人在这边，住在厂区宿舍里。他的老婆和一对儿女没有跟着他过来，在重庆跟着他的大舅子生活。
也许是同样的孤独，相似的经历（都被打入过另册）和共同的爱好（好吃好玩）让这两个被放逐的人成了好朋友。
我们三人沿着河边的公路顺江而下，路边有人卖炒花生，两个大篮子，一个是饱满米子正常大，带壳的花生，八分钱一斤；一个是瘪米子，乐山话叫死克郎，带壳的小花生，五分钱一斤。钱叔叔买了五斤瘪米子，用一个布包装了一大包。他告诉我，这不是小气哈，瘪米子更好吃哟！
真的好吃吔！从那以后，吃炒花生我真的只吃“死克朗”了。我不得不感叹，真是个精明的上海人。
我们三人一边吃着瘦花生一边聊天一边散步式的向五通桥行进。
这时还是文革的中期，运动的冲击居然对这个以生产为重的较为边远的小镇上的工厂影响不大，这样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能够自由交朋友，自由出入，没感到压抑恐惧，还真的是少见，亚西厂这纯朴的风气真让我欣慰。
这天玩得真的很开心，虽然我们都聊的是吃喝玩乐，不谈国是，能悠闲的在茫溪湖上的浮桥上漫步；在湖畔的大榕树下喝茶吃花生，中午饭在歺馆吃箸名的“西坝豆腐”，晚上回来又是厂里的重庆老乡在他们家请我们吃他们自己网的河里的鱼，轻松愉快地过了一天，也真是我正式成年后少有的舒畅了。
我更高兴的是爸爸在这边工作生活都是这么愉快，而且短短的几个月就交上这么多朋友，这下我真的放心了！
由于时间太短，交流不深，两天后我怀着对钱栋叔叔的喜爱和对他的好奇就离开了。
1976年底，我结束了我的盲流身份调入亚西厂成了正式员工，和钱栋叔叔有了更多的交流，才知道了他不幸的经历。
钱栋叔叔出生在上海小康人家，刚解放那会儿，大学才毕业，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情参加了工作，开始还蛮得重用，成了厂里技术科的骨干。五十年代末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以“特嫌”（有特务嫌疑）身份被驱除出上海，来到这个乡下（上海人的概念里除了上海都是乡下）。
而当年，这里也的确确就是乡下。钱叔叔的妻子是上海资本家家小姐，从小娇生惯养，送钱叔叔报到来过一次后，就再也不愿来了，上海又不让待了，于是带着两个孩子到重庆投靠了她的哥哥，就这样，一个家庭分崩离析，钱叔叔一人在牛华艰难度日。
文革初期，运动激烈，“特嫌”身份的他免不了被批斗被游街，还被下放到翻沙车间抬铁渣，直到“抓革命，促生产”才调回技术科画图。
钱叔叔一直以为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遭遇是因为在大学时期曾随全班同学一起填过一张申请加入三青团的表格，其实什么活动也没参加过。他甚致后悔：如果在“交心运动”中不提这茬儿，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
然而世界上哪来什么“如果”，当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怎知世道险恶。他们这批人简单纯洁，对新时代充满热情，对新政府满怀信任，哪有不彻底交心的呢。
我曾听妈妈讲过，“交心运动”中，每个人都得交待自己解放前的经历，甚至精确到年、月、日，还得有两个以上证明人，你不说，焉知其他人会不会说，那时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不说，被组织上查出来后果会不会更糟呢？
文革后全国大平反，1979年的某天，（我已调离亚西厂不知确切日期）厂里来了两个上海市公安局的外调人员，会同厂人事科科长，找到钱栋叔叔，向他宣读了一份“平反通知书”，宣布解除他的“特嫌”身份。原来是上海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年龄相近，确实参加过特务组织，在这次大平反清查中查清楚了事实，找到了当事人，才得知当年这位钱栋叔叔案纯系“张冠李戴”的冤案错案，虽然此钱栋非彼钱栋。
偶滴个天！这可真是捕风捉影的办案方式，不经过调查，不与本人核实，不向当事人宣布，将案卷往档案里一装，就将一家人打入另册，连申辩机会也不给，纯属被黑办了还不知道到哪里说理去。而此时的钱栋叔叔真的是欲哭无泪。二十几年的骨肉分离，二十几年的独孤屈辱，二十几年的郁郁寡欢结果竟源自一场“误会”？这真的是，“时代的一粒尘埃，压到个人头上，便成了一座大山”。
当年过年前的一天，钱栋叔叔忽然昏倒在办公室里，厂医院派车，并派了一个医生（我爸）一个护士（陈姐）护送他去重庆西南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当即入院治疗，而且再也没走出医院。不到半年，便去世了。其时才刚五十出头，正应该是工程师大展身手的最好年华。
中医理论认为：肝主情至，如愤怒、自责、生闷气、抑郁等情绪长期存在，是诱发肝癌的内因。
钱栋叔叔身材魁梧食量很大，我和他接触，看到的也是他开朗的一面，连他和我讲述运动初期关牛棚时，与其他几个牛鬼蛇神送病死在牛棚中的同仁上山埋葬的故事，都并未沉浸于兔死狐悲伤悲凄凉的情绪中，而是将重心放在了下山后，他一口气吃了12碗干臊面的炫耀上。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他会健康长寿。长期以来的压抑和真相大白、愤怒不甘终于压垮了他。
我的外公出狱一年后病逝，我妈妈的恩师刘雪庵先生也是平反后不到一年病逝……我的视野太窄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个例，但我知道，这些冤案造成的悲剧真实的存在过。
我们在怀念这些先辈的时候，是否应该反省这些悲剧发生的历史渊源，又是否应该思考怎样才能保证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呢？
2024年春于杨柳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