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二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万日耳曼人、三十一万六千车臣人、八万四千印古什人、十六万五千鞑靼人、十万立陶宛人、八万一千卡尔梅克人、六万三千卡拉恰伊人、五万两千希腊人、五万梅斯赫特突厥人、四万五千摩尔达维亚人、四万列托人、两万爱沙尼亚人（75页），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监禁和枪毙的人数，也不包括冻饿病死的死亡人数。这些“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实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受压制的各民族被迫经受了极度的身心创伤——屈辱与丧失集体尊严，成为被摧毁民族和无法律地位的“双重少数者”，它们的领土分给其他共和国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单位。在被安置地，这些人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能居住在划定的“特殊居住区”内，在居住地四边设置了路障、岗哨，移民不能随便出入，每月要到当地内务部门特别局登记，共产党员要由武警押送参加党的会议，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设学校、发行书籍和报刊。像日耳曼人原来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学，而迁入地没有一所学校；克里米亚鞑靼人原来有九种报纸、三种杂志、一所科学院和一个民族剧院，强迫俄语教育使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虽然1964年和1967年分别给日耳曼人和鞑靼人恢复了名誉，认为给他们加上支持德国法西斯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迁移后遗症的难题却无法抹平。后来这些民族返回家园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也是如今族际关系紧张和族际冲突的主要原因。
“强制同化”与“人为异化”
后斯大林时代，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来自中央意识形态宣传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但是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告一段落。此后的1960年至1980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上收买并行。应当承认，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苏联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对各个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层级”理论消除地方认同（60页），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族裔关系不匹配。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经济。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视与文化再造并行”，文化特征成为被中央使用的战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大力提倡，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一些“专业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发展，甚至被炫耀”（77页）。但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潜藏的隐性民族性”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转化为显性的政治民族性、激进民族主义。比如苏联时期“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剧变以后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恐俄者”并没有因为“文化保护”而减少。
第二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族裔的账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罗斯之慨恩赐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另一方面中央大肆收买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地区，以为讨好了地方精英就可以保证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后期由于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实行干部本土化，并且处处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力量源泉，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