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还有下一次，要预测俄罗斯人大致如何在希望和愤怒之间权衡，是不可能的。混乱不一定意味着世界末日，但那是可能的。世界末日或许只是被推迟了，可没有被避免。
欧洲大陆的死胡同
有一种俄罗斯的未来，本文忽略讨论，但盛行于普京政权喉舌及其极右翼批评者当中:莫斯科作为其所理解的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对欧亚大陆颐气指使，充当了世界事务的关键仲裁者。
“我们必须找到自我，了解我们是谁”，克里姆林宫的忠实拥趸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去年曾若有所思。“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欧亚强国，是北方的欧亚，人民的解放者，和平的保障者，世界多数派的军事政治核心。这是我们的昭昭天命。”（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生于1952年，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家。——译注）
所谓全球南方——或者用卡拉加诺夫的话来说，是“世界多数派”——并非作为一个圆融无间的实体存在，更不用说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实体了。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自力更生的超级大陆的计划已经失败。苏联强行把持的不只有地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一个内部帝国，还包括一个外部的卫星帝国，但终究无济于事。
尽管占领了乌克兰近20%的领土，俄罗斯的世界实际上正在缩小。从领土上讲，眼下它距离欧洲的中心（加里宁格勒除外）较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征服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遥远。此外，在出现于太平洋地区三个多世纪之后，俄罗斯从未成功地成为一个亚洲强国。这确实是事实，哪怕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俄罗斯机会，令它可以为1905年在日本手中蒙受的失败复仇，重新确立沙皇在中国满洲的地位，并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俄罗斯在文化上永远无法在亚洲找到归属感，而且自苏联解体以来，贝加尔湖以东原本就很少的人口又缩水了。
俄罗斯在其近邻的影响力也在减弱。在前苏联边境地区，大量非俄罗斯人越来越不想与他们的前领主打交道，当然也不想被它重新吸纳。亚美尼亚人心怀怨恨，哈萨克斯坦人谨小慎微，白俄罗斯人则陷入困境，对它不满。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多半是死字:世界上绝大多数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或在大声呼唤，要求加入。没有俄罗斯对其欧洲邻国的威胁，北约存在的理由就变得不确定了。但那意味着，俄罗斯只有发展成为一个持久的法治国家，才能削弱北约，而这恰恰是普京竭力抵制的。
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充当全球焦点，吸引各国的眼球。它的经济模式几乎无法启迪世人。它无力承担作为主要援助捐助国的费用。它的武器销售能力下降：它自己也需要武器，甚至试图回购它已售出的系统；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沦落到要与其它劣等国家进行易货贸易的地步。它已失去作为卫星供应商的强大地位。它属于一个与伊朗和朝鲜为伍的劣等国家俱乐部，这些国家疯狂买卖武器，藐视国际法，并预示着多得多的麻烦。但不难想象，假如不先解体，它们在下一个更好的机会到来时就会背叛对方。西方比反西方的“伙伴关系”更具韧性。哪怕是许多拒绝在乌克兰问题上谴责俄罗斯的前苏联伙伴国家，包括印度和南非在内，也没有将莫斯科视作发展伙伴，而是视作增强本国主权的脚手架。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最多只能带来战术上的收益，而不是战略上的收益:没有人力资本的强化，没有获得尖端技术的可靠途径，没有向内的投资和新的基础设施，没有治理的改善，没有愿意相互承担义务的条约盟友，而这些都是建立和维持现代实力的关键。除了原材料和政治谋杀，俄罗斯唯一输出的是人才。
俄罗斯从未守住自己的大国地位，除非与欧洲关系密切。对普京或其继任者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回归过程。他中断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瑞典的中立地位，和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的芬兰化过程（赫尔辛基曾在重大外交政策方面听命于莫斯科），促成两国加入北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不断演变的取向:想象一下欧洲的命运，事实上还有世界秩序的命运，假如二战后的德国已演变到类似今天的俄罗斯，而不是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德国扮演着通往俄罗斯的桥梁角色，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实现了和平统一，并确立了利润丰厚的商业伙伴关系。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行为，或许还有其政治体制，莫斯科就不再能与柏林达成协议，以复活与欧洲的关系。此外，即令俄罗斯确实发生了体制改变，作为西方联盟和欧盟的永久成员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目前仍坚决阻止俄罗斯与欧洲和解。
俄罗斯未来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布满荆棘，即更深入移向中国怀抱；一条路是不顾一切，重返欧洲。作为一个恢复了经济活力的大国持久存在，避免对西方全面让步或永远屈从于中国，主导欧亚大陆，建立一种对威权主义和掠夺而言安稳的世界秩序：要有蛋糕，还要吃到蛋糕，这有赖于超出俄罗斯驾驭能力的逆天改命。
还有更好的选项吗？
俄罗斯的基本大战略显得简单直接:太过度投资于军事、流氓能力和秘密警察，并试图颠覆西方。不论其战略地位变得多么可怖（总是可怖的），只要西方也变得弱势，俄罗斯就能勉强应付。
除了西方的解体，一些俄罗斯人还暗自幻想美国和中国开战。西方和东方互相残杀，俄罗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大大提高其相对地位。结果看似不言而喻:华盛顿及其盟友必须保持强大的团结，北京则必须在不挑起战争的情况下遭到遏制。
但传统选项有严重局限性。一为和解，俄罗斯统治者偶尔需要，但绝少寻求，而且一旦他们这样做，西方就很难维持。一为对抗，俄罗斯政权需要，但无力承担花费，对西方来说，对抗的机会成本也太高。通往更美好选择之路始于坦承失败，但这与人们已接受的传统不相一致。
承认俄罗斯“正当”利益的呼声一再可从对美国政策的批评意见中听到，但纵容以高压手段获得势力范围，进而以金钱买到的大国稳定，终究无法持久，与此同时，被牺牲小国的苦痛和折损美国价值观的耻辱总是挥之不去。想想看，历经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上下其手，中国和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了。军备控制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关系缓和”（détente）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它就已消亡了，但在印度支那半岛、拉丁美洲、南亚和其它地区，哪怕到现在，伤害仍一目了然。基辛格大可能这样辩解：那些令人失望的结果错在他人，那些人没有坚持他在国际事务中精明均衡各方的做法。但事实上，任何仰赖个人高超手腕的均衡都不是均衡。
许多倡导接触且在过往亲力亲为的人士断言，数十年来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比看上去要聪明，美国的决策者对经济增长会将中国引向一个开放政治体制总是抱有疑心，但认为无论如何那都是值得尝试的。一些人还声称，他们对冲了失败的风险。全球供应链显而易见的动荡（新冠疫情暴露了这一点）和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可怜状况（对乌战争暴露了这一点）证明了此类回顾往事时粉饰性说辞的虚假性。
在俄罗斯问题上，华盛顿确实采取了对冲措施，将北约扩张到了几乎包括所有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但那与其说是因为冷静评估了俄罗斯的可能发展轨迹，不如说是因为雅尔塔（当时华盛顿最终无力兑现二战后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承诺）的耻辱，以及1989年后潜在新加入者的加入请求。批评北约扩张的人士则指责是北约扩张导致了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就好像一个高压的威权政权以安全名义入侵邻国是俄罗斯历史上始料未及的事情，假如北约不扩张，入侵无论如何不会发生：这会将更多国家置于更易受伤害的境地。
和平来自实力，再加上手段高超的外交。美国必须继续对俄罗斯施加步调一致的压力，同时鼓励莫斯科收缩战线。这意味着通过下一代军事工具形成影响力，还要在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密切合作中，并在一言九鼎但非政府的人士内部的所谓“第二渠道”（Track II）交流的帮助下，继续展开谈判。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理当未雨绸缪，迎接俄罗斯民族主义再度校准的可能性，并积极助推。
一旦俄罗斯没有很快变成法国，那么一个承认极端反西方主义长期代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发迹仍是俄罗斯在国际秩序中找到稳定位置的最可能途径。短期内，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可能是以有利基辅的条件结束乌克兰战争:也就是说，达成一份不在法律上承认吞并，也没有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欧盟或任何其他会接纳它的国际组织的权利构成条约侵害的挺火协议。在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军官或官员有机会接受这些条款之前，普京大可能实现其战争目标，但俄罗斯将继续付出高昂代价，因为冲突可能从消耗战转变为乌克兰人的叛乱。
尽管听来或许不可思议，但为创造适当的战线收缩动机，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仍需要一种亲俄政策:也就是说，西方决策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理当利用签证、工作机会、投资机会、文化交流，欢迎和奖励那些希望区隔普京和俄罗斯但不一定接受杰斐逊式理念的俄罗斯人，而不是把俄罗斯人进一步推向普京的怀抱，从而证实普京有关一个坚决反俄罗斯的集体西方的断言。假如只是等待和奖励亲西方的俄罗斯政府，那将是一个错误。
西方还应为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更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做好准备，但不要驱使它如此行事。一些分析人士一直敦促美国总统乔·拜登（或某位未来的总统）实现一个反向的尼克松-基辛格时刻:针对北京启动与莫斯科的外交接触。当然，早在美国先前的布局实施前，中国和苏联就已决裂。今天要分离俄罗斯与中国会是一项棘手任务。哪怕成功了，当莫斯科以高压手段再度强加势力范围于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领土时，顾左右而言他仍是必要之举。
与此同时，中俄关系的紧密已令双方都声名狼藉，而且将华盛顿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与美国更紧密维系在了一起。华盛顿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最新版的尼克松-基辛格时刻:请求中国帮助遏制俄罗斯。
国内外的机会
过往七十年间的美国大战略，其最大讽刺在于，它见效了，缔造了一个蒸蒸日上、共享繁荣的一体化世界，但这一战略眼下正被抛弃。
美国在未有回报情况下对其敌人开放了商业。但今天，所谓的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正在部分封闭这个国家，不只对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盟友、合作伙伴、朋友和潜在的朋友也是如此。美国的政策已开始趋同于中国的政策了：这恰是中国遭遇困难之时。
诚然，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俄罗斯，技术出口管制在政策工具箱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在积极意义上提供了什么。在当前的国内政治气候下，反映在作为贸易协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类倡议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行不通。但一个灵活的政府可将这一类做法包装为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的雄心勃勃追求。
世界秩序有赖于正当性，一个值得效法的榜样，一个向奋斗者开放的体制。美国一度是其盟友和伙伴经济机遇的代名词，也是其他国家经济机遇的代名词。那些国家渴望获得美国领导下的那个开放的经济秩序所承诺的，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历史性地减少不平等，令全球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培养强大的中产阶级，而多半兑现了的繁荣与和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放弃了这一角色，使得中国成了经济机会（作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制造业实力（作为技术诀窍、物流优势和技术熟练工人的枢纽）的代名词。
为收复失地，重启国内社会流动的引擎，仅有一百五十万数学教师，且必须从东亚和南亚输入该科目知识的美国，必须启动一个在十年内培养出一百万名新数学教师的项目。假如学生欠缺科学、工程、计算机和经济这些普世语言，受到限制，只专注于自己和自己的不满，那么招收他们进入大学就几乎没有意义了。
2024年2月，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罗博蒂内村（Robotyne）附近，被摧毁的一辆俄罗斯坦克的炮塔。Stringer/ Reuters
政府和慈善家应该将可观的高等教育资金重新分配到达到或超过绩效指标的社区学院。不论是在现有的高中重新推出这些学校，还是与基层雇主合作开办新的独立学校，各州都应启动大规模职业学校和培训。人力资本以外，美国还必须大幅度削减环境法规，取消对建筑商的补贴，让市场发挥作用，由此激发住房建设热潮。这个国家还必须为年轻人提供或可包括代际内容的国家服务，以再度激发广泛的公民意识和一种人人都在一起的感觉。
投资于人口和住房，在那种凸显了围绕科学和国家项目的令人震惊的冷战动员特色的规模上重新发现一种公民精神，并不能单独保证国内的平等机会。但这些政策将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是对打造与美国国际领导力相得益彰的美国国家实力的那个行之有效的模式的回归。美国可以再次成为国内外机遇的代名词，收获更多朋友，并越来越有能力应对未来俄罗斯出现的任何情况。
美国的榜样和经济实践曾经扭转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它可以再次如此，不过这一次可以少一点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