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心理推论，这波大学生的示威风潮，自然也为我们对美国未来的外交（国防）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摄影：李濠仲）
直到今天，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仍被视为美国世代政治的重要分水岭，因为那是近代以来，许多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且充分意识到自己国家面临了迫切的危机。当时有多少家长在看到新闻后，第一时间是马上放下一切冲去学校接小孩（纽约之外亦然），“恐怖主义”突然间不再只是一个外交用词，而是彼此生活中实际的威胁。
那么，当年属于千禧世代（约莫1980出生的世代）最早期一代的“大学生”，又是怎么反应？
就在美国911遇袭的一个月后，哈佛大学政治学院向全美青年进行一次民调，结果显示，有79%的美国大学生支持对阿富汗进行空袭，68%支持出动地面部队，有四分之三的大学生相信美军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做正确的事，有92%的人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如此舆论基础，间接促成当年小布希政府中的鹰派占了上风，进而也让美国出征阿富汗“师出有名”。
至于政治、心理学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倘若如研究显示：“一个人在14到24岁间发生的政治事件，对塑造其一生的政治态度影响最大”，以及“18岁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影响是40岁遇到时的三倍”，则借由911事件为例，或许也印证了“美国校园”和“美国外交／国防政策”的对应关系。
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911事件纪念壁画。（摄影：李濠仲）
回到当下，自去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及随后以色列在加萨持续发动攻击，这场冲突不仅成了尖锐的全球事件，现在也是美国棘手的政治问题，它一面鼓动了激进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公民参与，并可能在即将而来的美国大选中发挥作用。
根据皮耶研究中心于以哈战争后，今年4月初的调查，便呈现出了这番面貌：
30岁以下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二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只有14%的人表示他们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
在65岁以上的人中，有47%的人表示他们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而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仅仅只有9%。
在这之前，皮耶研究中心曾在2022年针对美国人对以色列、巴勒斯坦态度进行调查，当时已有显著的“世代差异”。即18到29岁受访者中，有61%的人对巴勒斯坦人民持正面看法（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尚有56%），且是唯一对巴勒斯坦人好感度高于以色列人的族群。（30到49岁人中，有65%对以色列人民有好感；50到64岁的人中，有68%对以色列人民持正面态度；65岁以上，有78%对以色列人民持正面态度）。
如此一来，20余年前后对照，我们是否发现了，“911事件时的大学生”（今天约莫40岁左右），和“以哈战争时的大学生”（今天约莫20岁上下）两者的思维差异。20年前的大学生中不乏“美国外交鹰派”的支持者，20年后的大学生，则又有为数不少是站在美国外交鹰派的对立面。至于以哈战争下的Z世代，是如何形塑出对美国长期盟友以色列的负面态度，这也是美国人自己正借由这次学校抗争，想问的问题。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被视为美国世代政治的重要分水岭。（911纪念馆／摄影：李濠仲）
到目前为止，确实有舆论将美国年轻人愈来愈同情巴勒斯坦，部分归因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习惯（尤其指向18到34岁美国人中，有超过五成人使用的TikTok），但即使社交媒体上确实存在亲巴勒斯坦言论，但光是“短影音”的效用，似乎仍不足以解释美国这次大学的抗争风潮（TikTok算法造成的政治效果学界继续研究中）。此外，若稍事探究美国政界、学界近来提出的分析，倒是可见在“众说纷纭”中，还是有几个可见的交集。
其中一个是Covid-19大流行期间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氛围影响。不可否认，在这波校园抗议中，确实是有部分活动人士是把美国过去对有色人种的差别待遇，移作对比加萨走廊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这部分另可参见本报：【现场直击】哥大校园抗争有“后COVID-19”味道）。另一个是非操之在美国的“以色列政治”，尤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浓郁的右翼政治手段，在美国年轻族群中相当不受喜爱，他对加萨的强势军力压制，所造成的反感，甚而已远超过“哈玛斯的恐怖攻击”，至令美国校园“反犹主义”高涨也在所不惜（这部分可参见本报：【现场直击】纽大墙内一场无涉“反战”的“反犹”内爆）。第三则是属于一种长期的内在变化，且让美国年轻人对“拜登军援以色列”产生相当的质疑。
就第三点来说，它的成因其实又和911事件的后续具有相关连结。虽说当年有将近八成美国大学生，基于对国家安全的强烈不安，支持美国政府攻打阿富汗，但今天的美国大学生，却只“见证”到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的后半图像和后果。2021年，拜登宣布美国自阿富汗撤兵，尽管强调它标示着“美国武力改造他国时代的结束”，不过，如此结局，也等同于一并反映了“美国力量的局限性”。
如果说，911事件时的美国大学生，是成长于雷根时代开始的繁荣和和平，然后被911事件给惊醒，那么，以哈战争下的美国大学生，就是成长于美国为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付出巨大血汗，且仿佛除了麻烦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期。这样一来，再又一定程度影响了这一代美国人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出现两个特征，一是“冷感”：2005年一份哈佛大学政治学院的调查，有43%受访的美国青年将国防、外交问题视为个人最关心议题，到了2019年，认为国防、外交是个人首要关注议题的美国大学生，只剩下1%；二是在美国世界角色上的“退位”：在同为哈佛大学政治学院2019年的民调中，关于“过去十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利大于弊”一题，只有26%的大学生表示同意，而绝大多数的回答是“不确定”。
根据上述民调所产生的最严苛描述，或是“美国Z世代（也就是这波校园主要抗议者）的成长过程，刚好伴随着美国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失败”（关于“失败”一词，尚须连结美国“内政”为之定义，也许较精准）。这又解释了为什么相较于911时期，这一代的美国大学生，会更排斥美国对外军事的参与，而倾向投入在气候变迁、人道危机和经济承诺此类“软实力”议题。
美国政治上的世代分歧，并不是今天才有，就像党派政治愈显差异化一样，也有继续走向扩大的味道。当年911事件，引领了无数带有反恐政治意识的青年步入政坛，不少还成为今天的决策中坚，如今，美国各大学“帐篷抗争”虽已渐次平息，但近日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仍有抗议者高举巴勒斯坦国旗，当众呼喊反对以色列的口号，而美国年轻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数十年历史中，当下表现出大幅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态度，虽然真正缘由还有待进一步回溯厘清，不过，放眼未来，基于政治心理推论，这波大学生的示威风潮，应该也已为我们对美国未来的外交（国防）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以哈战争下的美国大学生，等于是成长于美国为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付出巨大血汗，且仿佛除了麻烦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期。（哥大校园外／摄影：李濠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