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井下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央整高岗、整彭德怀、整刘少奇的时候，那些高干，高高干，他们的战友，大多也是争先恐后地扔石头，批判徐邦治的时候，同学们都不见其然，不知其然，谁也没有见到那个“反标”实物，所以，后来谁也说不准“案情”，但因为党支部一号召也是纷纷砸石头，人人添砖加瓦，把徐邦治日常的言语上纲上线加罪，更加证明徐邦治是“反革命”了。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氛围，人人都成为义务线人，人人都成为光荣的告密者！可怕不可怕？我们告别了那样的时代吗？“隔墙有耳”、“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些古训都寿终正寝了吗？历史的惯性是否乔装打扮成了餐馆里西装革履或袒胸露臂的贵客呢？
（四）年轻人，火热的心
1956年，是我们记忆年轮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党中央谆谆告诫全国：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提出了繁荣艺术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号召全国全党“向现代科学进军”！
大学要大发展，事所必然。1956年大学扩招，生源不足招生需要。我们这些解放后初期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原来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此时年龄还不算太大，以读大学而言，耽误只有几年，遇到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呢？这就是我们那个年级的108个同学中，有三分之二是调干生的原因。
我们108个同学来自华东地区五省一市，年龄从17岁到30岁，调干生来自党政军学，工农经文，各行各业都有，级别高低参差。这样一个大杂烩的集体，各人的阅历、知识、志趣差异很大，有的同学在入学之前就确定了做作家、诗人、戏剧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的志向，而且做了较好的业务铺垫，因此大家努力求知上进的大志愿、大方向、大目的是大体一致的。如果处在一个包容性强的学习环境里，不搞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同学们之间是不难建立互谅互容的和谐关系，而且产生互补效应，促进人才的良性成长。
那时山东的教育还比较落后，高中生更不够高校招生的需要，因此有了大量南方同学。徐邦治原籍南京，在上海《青年报》当编辑，所以是从上海考来的，而我家在上海，却是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因此是从南京考来的。
徐邦治是团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所以和徐邦治在一起开会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讨论几位来自农村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经济困难的补助申请，全额助学金是12元，生活补助最高4元，可以解决最低生活需要。我们总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建议系里给予最高的补助数额。
我们之所以报考山东大学中文系，除了向往避暑胜地青岛和山东大学的历史声誉之外，是因为这里出了两位受到毛泽东夸奖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他们因为批评一位北京大学老教授俞平伯写的《红楼梦研究》被伟大领袖赏识，一时之间成了全国的风云人物。一文成名，风流云散，惠及莘莘学子。许多青年成了他们的“粉丝”。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才华洋溢的女生程海果取笔名“林希翎”，就是合并了他们名字中的两个字以及马克思文艺理论家林默涵的姓氏。不幸的是林希翎后来成了大学生中最著名的右派，而蓝翎自己也成了右派。这是后话。
虽然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样充满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的经典名言，但进了山大中文系想当李希凡、想当蓝翎的心愿是隐然在胸。
那时，我们心中几乎可以说，人人都有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就是成名成家的理想。所以入学以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虚掷光阴，浪费时间。虽然我们之间有年龄、地域、出身、阅历等等的差别，但这在求知方面反而具有互补的优点，形成为一个团结、友爱、宽容、和谐的团队，互相之间绝无拉拉扯扯、说长道短的毛病。谁有心思去观察、检举、揭发、构陷同班、同组、同室的同学呢？
徐邦治作为当时最受青年欢迎的《青年报》的“资深”编辑，已有较好的文字功底，进入中文系学习那是志得意满，如鱼得水，如愿以偿。
（五）人生得意须尽欢
徐邦治原来在华东团工委与上海市团工委的机关报《青年报》做编辑，是骨干人员，因为执意要进修，领导不得不放行。入学后，正遇到调整工资。报社给他调高了一级，到20级，转来学校。这说明领导和同事对他的器重，人已走，茶还热。调干助学金是按照原级别的4个等级合并为一级。17—20为一个等级，21—24为一个等级。这一调使他的调干助学金提高了一级，每个月多了4元钱，为29元。我们班上能够享受这一级助学金的调干生只有寥寥几人，所以他忽然成了调干生中的“高干”等级。那时买一部精装本《红楼梦》为4.7元，平装本《关汉卿戏曲选》1.1元。徐邦治既有经济条件，又有广泛求知的兴趣，因此遇到文学名著即买。他被逮捕的时候，藏书装了好几箱。
徐邦治原来的21级就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20级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了两三级，在当时就很令人羡慕了。我说你这是白读了大学。他说：“钱这玩意，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知识却是买不来的。那两级工资算个什么。”
那个周末，我们几个南方同学聚餐，菜钱依然AA制，每人1元，酒钱徐邦治掏。我们祝贺他晋升一级，互相祝酒，互相勉励：千万不能虚度光阴，要对得起这四年啊！一个同学举杯，念诵了李白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晚上我们沿着栈桥海滨踱步回校，雾霭充满了天空，路灯在雾气中闪烁，听得见轻轻的浪花拍击岩岸，在朦胧的胶州湾海水深处，传来低沉而神秘的“海牛”呜咽声。虽然据说这是德国人建立的气象装置，但青岛人却把它当做了城市的特殊景观，海牛叫，喜鹊闹，财神到，象征着吉祥。我们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青岛的海滨具有永恒的魅力，特别在此时此地！
（六）徐邦治具有新闻人的感悟力
因为徐邦治来自《青年报》，我有了别样的亲切感。
我于1949年11月入团，入团后就读到《青年报》。《青年报》是4开小报，每周两期。1950年初我偷偷地给《青年报》投了一稿，幸运地是我的“处女作”得到发表。对于一个初三学生来说，自己的一篇三四百字的习作，冠上自己的姓名，能够变成铅字，那是无上的安慰和激励！
后来，1951年7月，我作为华东军区后勤干校的学员代表回上海做汇报宣传工作，在记者招待会上，《青年报》的记者拍了我发言的照片，马上就冲出给了我。大概因为我在上海和军内，都做过报纸通讯员，说话比较符合新闻特点，所以记者对我特有好感。我的发言被刊登在第一条，加上醒目的提示。摄影记者也给我拍了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因为记者招待会是在上海大厦的22楼举行，摄影记者在卫生间安设了暗房，所以很快就冲出胶卷、印出照片。因此，我心里对《青年报》多了一分熟悉，多了一分亲切。这样和徐邦治的话题就多了一点。
再者，那时，华东团工委书记是李昌，李昌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四川人。他召集过我所在中学的团干部去开会，因此我有机会近距离见到他。他是我参军之前直接见到过的最高级别干部，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亲切朴素、和蔼热情、精力充沛的干部。徐邦治见到李昌的机会当然多了，我也听到他对李昌的赞扬，说他很具有民主作风，凡事循循善诱，说理商量，不轻易批评下级。
那时，《青年报》报社只有十几个人，是一个精干的班子，在《解放日报》社的四楼办公，吃一口锅的饭。因此，徐邦治对于新闻界的内情知道较多，常常说一些内部故事给我们听。
我呢，做过《解放日报》的学生通讯员，写过豆腐块的小文章，所以对于报社的事情，比起别的同学，可能更加关心，兴趣更浓。据徐邦治说，《解放日报》每天印出的报纸，第一张第二张立刻要送到市委书记和总编辑的手上。他们首先审读头版头条，如果出了政治错误，哪怕只是一字之差，却谬以千里，那么，他们会立刻电话指示停印，所有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全部作废，发出去的立刻追回销毁。这样的事，几十万份报纸作废的事，出过不止一回，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说这些故事，我是第一听众，听得几乎目瞪口呆。
徐邦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六七年，以他特有的新闻职业敏感性，具有远远高出我们一筹的政治领悟力感悟力，有些新闻，他读了能见我们之所未见，读出弦外之意，画外之音，而我只能照本宣读。那年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到我们入学，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大肆鼓吹双百方针，整风鸣放，我觉得一口怨气可以发泄了。原来在肃反运动中，我成了华东军区后勤部第一个点名的小集团头目。我给我的小集团中的唯一成员顾和宝——所谓小集团，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人——写了一封尽情发泄怨毒的私信。这位“活宝”老兄，又把我的信给他的朋友黄金科看了，黄金科又传给别人看，造成了影响。结果，顾和宝做了转业处理，黄金科打了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我主要也因为这封信打了右派。
徐邦治对我说：“你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你以为胡风之后再不会拿信件整人了？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下你一腔怨气发泄完了，过瘾了吧！你看，我们班上的某某，肃反被整，不叫冤，还要感谢党，结果怎么样？小不忍，乱大谋。你还想成名成家。这真是自作自受！”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徐邦治任凭风浪起，专心读书，除了随大流，随声附和几句，几乎没有发表什么高见，引人注意，所以算是平安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