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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下乡的时候，有的村知青第一天到村里，行李刚打开就拿出推剪来给老乡们理发，第二天早上六点就和老乡一起摸黑担粪上山。但也有的村的知青偷鸡摸狗、打架生事、“拍婆子”，把北京胡同或大院里一些恶习带到了那里。
所以我们在说“青春无悔”时，并不想代替所有知青说话，更不想把这四个字作为对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概括词。那些对文化大革命、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正当的反思和批判的人士，也没有必要嘲笑那些自认为“青春无悔”的知青，因为你们在说着不同的事情，他说的是他自己的个体感受，你说的是总体评价，这是不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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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觉得，对十年文革那么荒谬的年代，居然还能说出“无悔”的话，是在唱高调。其实，这种感受的产生，还真不一定是源自当时流行的那些高昂的口号。不管时代是多么的荒谬，不管城头怎样变幻大王旗，老百姓总是要吃饭穿衣过日子的，在陕北那种近乎原始的生活条件下，和老百姓一起挣扎在艰难困苦之中，共同在贫瘠的土地上滋养生活之树，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在一碗粥、一棵苗、一席话中形成的。
我们学校的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有这样一段：村里的耕牛死了，全村人在饲养室里兴奋地吃牛肉，只有饲养员老汉和同是饲养员的史铁生不吃，他俩坐在饲养室外，老汉一袋一袋地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读到这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调动了我无穷的回忆。像这种每天发生着的凡人小事，对人的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没有身临其境是难以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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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和“无怨”不是一回事。有的人在嘲笑“青春无悔”的说法时，自作主张地把“无怨”和“无悔”连接到一起，说你们“无怨无悔”，就是给当时的错误路线唱赞歌，就是对放逐一千多万知青的做法心安理得。
其实，“无悔”与“有怨”并不矛盾，在当时无从选择的大环境下，个人尽可能做出积极的选择并感到无悔，并不意味着对当时的大环境完全认同、对错误路线和上山下乡作为“运动”从整体上不抱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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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早些时候，微信公号“新三届”发表过马小冈题为“当知青遇见司马迁”的一篇文章，用司马迁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态度来反观知青的悔与不悔问题。马小冈承认司马迁说过“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话，但又说，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肠一日而九回”，足见他痛悔到了极点。
我个人看法，这就是把“无悔”和“无怨”混为一谈了。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因言获罪，内心痛苦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能说明他对武帝的专断不公有“怨”，不能证明他对于说公道话有“悔”。
在这封信中，他大篇幅地讲述了为什么要为李陵说公道话，完全没有对此后悔的意思。受刑之后，忍辱负重，成就伟业，正体现了在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厄运之中，自强自律、升华自己的宝贵精神，与部分知青的“青春无悔”恰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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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那些当年选择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知青，除了不甘平庸的内在因素以外，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的革命狂热和乌托邦精神的影响。但考虑到当时那种普遍的、强制性的洗脑的环境，在今天对此不能过于苛求，不能要求每个人当时都去做张志新和遇罗克。
即便很多人当时还达不到他们那样高度的政治自觉，但在平凡的生活和劳动中，和农民同甘共苦，尽可能迸发出一些生命的火花，也总比消极退却、混沌度日要好得多。况且，那以后几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已经使很多知青摆脱了当时那一套东西的羁绊，对那个时代有了更理性、更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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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对文革、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正当的反思和批判的时候，请不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倒掉。不能因为反思大环境的荒谬，就不允许人们为那个环境中仍然存在着的人性和生命的亮点有些许缅怀和自足之情。
不管当时那些居高位的“肉食者”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意图，我们处于底层的布衣们“悔”得着吗？如果他们良心发现愿意“悔”一下，那是他们的事。我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能力替他们“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