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起家翰林，浸淫儒术多年，但还没有等到摸到门径，就带兵去了。曾国藩用他，也是看重他一手奏折功夫。后来的生涯里，李鸿章以办事的能力闻名天下，而义理、辞章、考据等等，终成陌路。
面对天下变局，一个富有情怀的人会去琢磨世道人心——正如曾国藩写下《讨粤匪檄》，继而投身于剿灭叛军的事业之中。立言、立功、立德，这是两千年来大儒当为之事。哪怕曾国藩十分怀疑清王朝的气数，常常怀有一种黑云压城、无可阻挡的悲凉之念，也要拼命卫“道”。相比之下，李鸿章既有忧患意识，亦有扭转时局的气魄，只是所思所想的东西都非常具体：兵事、外交、西方器物……
李鸿章经营上海，所做之事与吴煦没有多大差别。第一，他控制了上海的税源，获得了大量的军费。第二，他将淮军改造成一支使用洋枪洋炮、采用洋操训练、有军事工业支撑的军队。第三，他不断精进自己的外交本领，并与总理衙门对接，在1863年兼署五口通商大臣。那一年，他奏请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开启了漫长的洋务生涯。实业、实利、实功，这是新时代变法者的执着。
李鸿章创立淮军，招募将帅，首重能力，“文章道德，尚在其次”。到上海后，又召集了一帮洋务人才，专业性极强，信念感不多，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如果说早期的湘军将领靠一个古老的理想凝聚在一起，那么驱使淮军人物（包括后面的北洋人物）的更多是“利禄”二字。终其一生，李鸿章都摆脱不了“小人爱利”这个标签，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站在君子的角度审判他。
曾国藩一开始看不上洋枪洋炮，认为军力强弱取决于人，而非兵器。见识过“轮船之速、枪炮之远”后，他不得不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攻下安庆仅三个月后，他就设安庆内军械所，尝试制造蒸汽机、轮船和枪炮。
不过，他始终留恋着世道人心。他曾目睹西洋千里镜，感慨仪器之精妙，却引发了一段另类的思考：“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冶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于他而言，万事万物终究还是要回到道德之中。而李鸿章却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
两人性格的差异，造就了湘淮系不同的命运。
1862年初，英法联军出动，炮轰宁波，进攻太平军。接着，他们联合吴煦手下的洋枪队大举进攻上海周边的太平军据点。
这支洋枪队名为常胜军，建立于1860年。其首领华尔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亡命之徒，出身水手世家，接受过军事教育，热爱冒险，渴望战争。而江浙官场与湘军不同，严守文武分途的体制：文官可以通过粮饷的供给驱使武官去做事，但不会直接带兵。双方一拍即合，由吴煦、杨坊出面雇佣华尔的常胜军。
常胜军可以熟练地运用西方的武器和战术，但与太平军交战多次，难求一胜。1861年末，华尔重建了常胜军，总算有了像样的战力。
▲华尔。图源：网络
李鸿章来到上海之后，很快意识到“目前之患在于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自强的念头已经萌芽。他虽然要和洋人合作剿贼，却不愿意他们插手军务。换言之，洋人最好别介入战争，如果非要介入，直接出兵可以，训练、指挥中国军队不行。华尔虽是美国人，名义上却听吴煦等人指挥，也是李鸿章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于是英国人转而与华尔结盟，以减轻操纵中国军事力量的嫌疑。英国人不仅为常胜军提供榴弹炮、滑膛枪、军服等物资，还安排英法联军配合常胜军作战。
天时地利人和俱在，常胜军久违地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然而，太平军主力一杀来，英法联军和常胜军立马遭遇惨败。要不是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调走了最精锐的部队，常胜军恐怕难以立足。
血染红了上海城内外。城外，各方势力相互厮杀，然后不约而同一起洗劫老百姓。城内，太平军俘虏遭到了极为血腥的处决——当然，这是西方人的看法，中国人十分明白叛军会得到怎样的下场。一些英国人看不下去，谴责本国的虚伪嘴脸。他们认为英法两国介入战争，是支持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以进行殖民扩张。曾翻译四书五经的汉学家理雅各就说：“我们会在战场上杀掉数千人，而诸省巡抚会在刑场杀掉数万人……我们的高阶军官将会效命于许多杀人屠夫。”
一部分英国人确实拥有强烈的正义感。但归根到底，这些人考虑的是英国的最大利益，至于这些利益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看法不总是完全一致。那些反对战争的人很难意识到，他们口中常常念叨的“贸易”“文明”和“福音”，同样是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欺凌。由于内部的不统一，在整个清朝内战期间，英国一下子强硬，一下子又讲道理；一下子中立，一下子又替人打仗；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
最有原则的英国人是军火商：谁给钱，谁就是朋友。太平军夺下宁波之后，“大炮成百地，枪支成千地，弹药成吨地进口宁波港”。清政府像个怨妇一样抱怨，开放长江本是为了通商，反而资助了太平军。要不是军火过于昂贵，太平军的战力还要再上一层楼。据参加太平军的英人马惇说：“苏州城中可能有三万支外国枪，叛军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和来福枪，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完全佩带来福。”
1862年9月，一名太平军战士用一颗来自外国的子弹击中了华尔，终结了这个亡命之徒的一生。常胜军由华尔的副手白齐文（美国人）接任。整个秋天，淮军与常胜军相互配合，肃清了上海周边的叛军势力。李鸿章派常胜军去支援曾国荃，吴煦、杨坊欣然同意，但白齐文不干了。去天京十有八九是找死，还不如在上海周边打家劫舍。杨坊以扣押军饷威胁白齐文，白齐文回到上海，跑到杨坊家里，将其打伤，抢走了洋银四万余元。
事发之后，李鸿章宣布解除白齐文的职务，悬赏五万两猎取他的人头，还找来英国人，要求他们找一个靠谱的人担任常胜军军官，同时削减外籍军官的权限。之后，他把常胜军的一堆烂账推给吴煦、杨坊，迫使其下台、赔钱。至此，吴煦彻底出局。
英国人戈登接下了常胜军的担子。他出身军官世家，背负着荣誉和责任，内心极为鄙视雇佣军之行径。上任之后，他把常胜军好好地整顿了一番，并得到了英国更多的援助。为补充兵员，他收编了许多太平军战士。此举招致李鸿章的强烈反对，可戈登根本不在乎。他曾哀悼为他作战牺牲的太平军战士：“他们打起仗了像魔鬼一样，却令人悲痛地死去了。……这或许正是对他们过去罪孽的回应。”
▲戈登。图源：网络
这样一个荣誉至上的愣头青出现在江南战场是非常违和的，但他确实能打胜仗。1863年夏，常胜军与淮军联合作战，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地，11月中旬开始进攻苏州。苏州城守将、慕王谭绍光率军浴血奋战，打退了联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到了这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太平军能取得胜利了。苏州城内有八位等级略低的王不愿与太平天国陪葬，秘密和联军联系，打算献城投降。戈登说，只要能以最少伤亡拿下苏州城，他愿意保护降将的安全。12月4日，八王割下谭绍光首级，大开城门，迎接淮军进城。随后，戈登入城，会见八王，欲提供保护，八王劝其不用担心，还答应调千名士兵补充常胜军。
12月6日，李鸿章接管苏州，情势生变。诸王自恃投诚有功，索要兵马和官职，并要求驻守“苏州之半”。李鸿章并非有功不赏、过河拆桥之人——按照淮军对待投诚者的惯例，如果八王归顺后奋勇杀敌，他自会为其请赏。可是，八王既然如此要挟，那就只能迎来屠刀。很快，苏州城“一声炮响，四起杀声”，戈登心知不妙，向淮军要人，只看到了被肢解的尸体。数万太平军俘虏惨遭屠戮，尸体甚至阻滞了轮船的行驶。曾国藩得知苏州杀降后，欣然称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
戈登内心的正义被人无情践踏，怒火直冲云霄，直接拒绝了清廷的赏赐，还扬言要打清军。苏州杀降一事公开后，部分英国人仿佛惊觉一个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他们从来不是什么文明之光，而是“人道灾难的制造者”（这个称号一直用在太平军身上）。他们要求立马停止对清朝的援助。也有聪明人看出，如果英国要维持对华贸易，不可避免要杀人流血，甚至直接出兵征服中国。既然是为了利益，就不要装出一副伪善的面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