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搞政治就必须要装样子。英国议会重拾中立政策，宣布不再参与上海之外的战事。李鸿章深谙以退为进的官场哲学，上奏称如破坏“中外和好”大局，就请从严治罪，给英国人一个说法。皇帝回答了一句：“洋人不明事理。”之后，英国人又开始担忧起丝绸的贸易，人道焦虑早已抛之脑后。常胜军按兵不动，又有腐化的迹象。李鸿章找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中调停。大势压来，一名英国军官的小小骄傲简直不值一提。
▲赫德。图源：网络
1864年2月1日，李鸿章、戈登和赫德在苏州会晤。李鸿章发布告示说明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戈登同意常胜军于中国农历新年过后出战。
对外交涉中，李鸿章渐渐摸到了门道。洋人不是洪水猛兽，只要是人，总会被制度所限制，总会有派系之别，总要讲人情世故。对待外国人，不必太过谄媚，不必太过强硬，用他的话说，“鸿章以孤军与方外杂处，每至十分饶舌，用痞子放赖手段，彼亦无如之何。其顺情理，则以情理待之，其不顺情理，则以不顺情理待之。”这些都是曾国藩、左宗棠所缺乏，后来也没有机会弥补的手段。
1863年之后，淮军的武力、江浙的财力、总理衙门的支持、自强的理念，最终结合成一个庞大的权力结构。其名为“洋务”。
视线拉回天京的战场。
1862年春，李鸿章与淮军赴上海的同时，湘军主力向皖北推进。
陈玉成在安庆之战后，发兵向河南和陕西进军，但自己却被多隆阿的骑兵缠上，困在庐州。离他最近的友军是寿州的苗沛霖部——这是一支地方乱军，投过捻军，降过清，也依附过太平军。此时，苗沛霖再次降清，为了保住人头，答应清军诱捕陈玉成。
陈玉成应苗沛霖的邀请，率部从庐州杀出，准备与其会合。他刚进寿州城门，就被苗沛霖的伏兵擒下，随后被送往颍州，接受审讯。他在死前感叹道：“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随后被清廷凌迟处死。
▲陈玉成。图源：影视剧照
当时，左宗棠的楚军进攻浙江，李鸿章的淮军和英法联军进攻江苏，使得李秀成将主力调往江浙。摆在曾国荃面前的是一片坦途。很快，他率领两万人来到了天京城外的一座小山前。此山是一个军事要塞，名叫雨花台。他并不着急，而是像往常一样筑营寨、挖壕沟，慢慢吞下比自己多数倍的守军。
夏天，江南爆发大规模霍乱。从南京城外的军营，一直蔓延到上海的难民营，只要是拥挤的地方，遍地都是发臭的尸体。曾国荃部有万人病倒，占围城兵力的一半；鲍超的霆军也有万人染疫；左宗棠部的感染率达到五成。湘军已无力主动出击。
秋天，李秀成率十余万主力回援天京，亲自攻打曾国荃的营垒。曾国荃几乎没有援军，鲍超陷于皖南，多隆阿跑去陕西平回乱。曾国藩劝他撤军，曾国荃不肯。一旦离开前线，攻克南京的功劳可能就要归于别人，他必须牢牢占住这个位置。
猛攻很快开始，太平军的炮弹如雨点一般落入湘军的阵地之中。幸亏曾国荃扎营结寨的功夫太硬，无论是炮轰、冲锋、挖地道，都不能撼动湘军防线分毫。然而，李秀成不缺人，也不缺军火，只要有一波没守住，曾国荃就要完蛋。
某日，一枚炮弹的碎片划伤了曾国荃，但只是皮肉伤，未危及生命。
曾国藩身在安庆，夜不能寐，为弟弟担忧。他找上李鸿章，要他支援曾国荃，李鸿章提出派遣常胜军。曾国藩曾多次反对洋佣兵助剿，此刻也顾不上了，同意了这份提议。凛冬将至，他再次写信给弟弟，要他退到安全的地方。
但曾国荃坚守不退。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挑战着湘军的士气。所幸，他们撑住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猛攻之后，李秀成停止了进攻。由于长江被湘军水师占据，李秀成部要想获得粮草，要么靠天京接济，要么靠苏州陆运过来。天京城有三十万张吃饭的嘴，不可能供应他。苏州太远，缓不济急。李秀成无奈，选择了退兵。
对于这场胜利，曾国藩丝毫不觉欣喜。太平军兵力多，完全可以重振旗鼓，但曾国荃的兵马要是拼完了，就彻底输了。当然，他的判断错了。太平军已经完全陷入颓势之中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收复江浙失地，有力地牵制了李秀成的部队，迫使其四处作战。天京城内粮草短缺，人心浮动，太平军战力急剧下降。曾国荃一心一意围天京，看似呆板，其实切中了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