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夏天，曾国荃终于攻下了雨花台的要塞。从山上俯瞰天京城，正如一头疲惫的困兽。接下来，曾国荃将城外的关隘和桥梁一一拔除，几乎封锁了天京所有的出路。
1863年末，李鸿章攻克苏州，李秀成回到天京，劝说洪秀全放弃京城，转进江西。此时的洪秀全完全没有决断力，坚决不肯。李秀成没有放弃太平天国，留下来督兵死守。洪仁玕也没有放弃，出天京招募兵员，但响应者寥寥——已经没有多少人对太平天国有信心了。
此时，曾国荃部也是问题重重，粮食短缺，纪律全无，很快就撑不下去了。清廷想把淮军调来参战，但曾国荃怎么可能同意？李鸿章顾及私人情谊，借口淮军要攻打别处，一再拖延，给曾国荃争取时间。曾国藩也急了，给弟弟写信道：“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
曾国荃迫于形势，不顾伤亡，命令士兵冲锋。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冲进天王宫，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洪秀全早在6月1日就去世了，幼天王也不见踪影。原来李秀成带着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借着夜色的掩护，护卫幼天王突围出去了。李秀成舍命冲锋，与队伍分散，来到城郊一处乡庙暂避风头。两个乡民识破李秀成的身份，将其擒住，送往清营。由于没有抓到幼天王，曾国藩为了战功好看一些，谎称其已经自焚而死。
湘军破城之后，释放了内心的野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陷入火海，好似一个炼狱。7月19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请求曾国荃“止杀”，曾国荃不许，宣布驰禁三日。7月25日，赵烈文进入南京，惊诧于所见景象：“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皆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士兵对平民严刑拷打，逼他们说出太平军藏宝的地点，有力气的人替他们搬运财物，病人和老弱则直接处死。
历史也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女子惨痛的遭遇。她叫黄淑华，十六岁。湘军上门时，砍死了她的二兄。一位壮汉抓住了她，她的弟弟牵着壮汉的衣服，母亲也跪下求情，壮汉大怒道：“从贼者，杀无赦，主帅令也。汝不闻也？”于是杀掉了她的弟弟和母亲。她的长嫂又过来求情，一同被砍翻。黄淑华悲痛欲绝，想要寻死，但被壮汉拉住，那壮汉说，我爱你，我不杀你。之后，壮汉打算把她掳回湖南。途中，黄淑华在纸帛上写下自己的遭遇，一张贴在客栈的墙上，一张贴身藏着，趁壮汉不备，将其杀死，然后上吊自杀。后来，当地人将这个故事写入《湘乡志》的《烈女传》。
▲《克复金陵图》。图源：网络
李秀成被俘一星期后，曾国荃就用酷刑撬开了他的嘴。7月28日，曾国藩来到南京，逼李秀成写下了数万字的口供，并删除口供中对湘军不利的部分，重新誊抄一遍，印成《李秀成供》。曾国藩一直不肯将李秀成的手迹公之于众，直到1944年才有人在曾家故宅发现这一秘本。
在口供中，李秀成流露出求饶之意，称“我见老中堂（曾国藩）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还说“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不难看出，李秀成多少有些贪生的念头。赵烈文隐约觉察出李秀成“言次有乞活之意”，对他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恐怕曾国藩利用了李秀成的求生欲，对他有所许诺，才让其写下了这些口供。
8月3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他打算先斩后奏，处决李秀成。他心里清楚，朝廷多半会要他将李秀成活着押送京城，而李秀成为了活命，必然会拉曾国藩下水，将湘军的一些丑事全都说出去。
8月7日，曾国藩果断将李秀成处死。
另一边，洪仁玕得知幼天王出走的消息，将其迎入广德，准备开赴江西。洪仁玕的计划，是与太平军残部会合，取道湖北，进军陕西，再举大业。然而，清军追得太凶，两人先后被捕。
临死之前，洪仁玕读到了李秀成的供词，骂他“变更不一，多有贻误”。他不肯向清朝屈膝，说自己“志在攘夷愿未酬”，随后英勇就义。
湘军攻下天京的那一刻，既是曾国藩权势的顶点，也是他衰落的开始。
左宗棠上奏揭露曾国藩谎报幼天王已死的军情，湘系内部的裂隙进一步扩大。北京大肆宣传湘军烧杀抢掠的行径，利用清议打击曾国藩兄弟的威望。曾国藩四面受敌，流露出忧惧之意。他给曾国荃写信道：“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统治着半个中国的人，竟然会如此忧心忡忡。
内在的曾国藩，就是一个传统的儒生。他可以为了保卫孔子之道而疯狂杀人，也可以痛骂腐败的朝廷、无能的官僚，但不会想自立当皇帝。权力令人感到害怕，甚至不如故纸堆吸引人。他最终选择了消极自保，让出兵权，以保住盖世英名和身家性命。
攻下天京后第十九天，曾国藩上《粗筹善后事宜折》指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当然，曾国藩裁军还有一层考虑：湘军已是强弩之末，粮饷拖欠已久，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如不裁撤，必是一大祸害。
当时在江南地区的军队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江苏李鸿章部淮军，大约七万余人；二是浙江左宗棠楚军，近五万人；三是曾国荃部五万余人，加上曾国藩大营和鲍超等部，总兵力约有十余万人。
曾国藩觉得淮军更有战斗力，与李鸿章商议，表明了“裁湘留淮”的意愿。对于曾国藩的决定，李鸿章自然是同意的。不过，淮军未必有多好。李鸿章透露，“三年以来，统计欠饷已达七八百万两”，淮军基本也靠掳掠来维持士气。因此，他提议淮军只留三万人，以防备虎视眈眈的外国人。
从1864年秋到1865年初夏，曾国藩分批裁掉了约六万人。裁军需要大量银钱，以补齐欠饷、支付遣散费用。许多湘军士兵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只能闹事。1865年5月，战力很强、但军纪奇差的“霆军”突然闹饷，一处生变，各地效仿，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均有兵营哗变之事。曾国藩叫来正在养病的鲍超，安抚霆军将士，然后拼凑钱粮，放缓裁军的脚步。到了1866年，除了“霆军”之外，湘军基本只剩下老湘营6000人（其中3000人是新兵）。后来，霆军被打散，有的进了淮军，有的进了左宗棠部。老湘营也随左宗棠去了西北。
▲鲍超画像。图源：网络
1865年，负责剿灭捻军的僧格林沁被击毙，清廷征召曾国藩剿捻。朝廷并不想用曾国藩，但以他的声望和地位，又不能不重用。湘军次第被裁，曾国藩只能率领淮军剿捻。出征之前，李鸿章非常担心老师此行的结果：“节相奉命讨贼，义不容辞，惟部下已乏强兵，精力亦甚疲惫，勉起就道，未知能否终局。”
果然，曾国藩北上不久，屡屡碰壁。要说淮军内部排挤他，是谈不上的。他突然来到中原剿匪，不熟悉形势，回到了四面堵截的老办法——对付太平军还算有用，对付捻军则不行。他也不熟悉各地长官和部下，做事难免受他人掣肘。清廷失去了耐心，中途换帅，让李鸿章走马上任。1869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再度陷入困境，又是李鸿章替他擦屁股。
湘消淮长、曾李交替虽是清廷有意为之，但也和曾国藩跟不上时代有关系。他开创了新的体制，建立了湘军，带出了成批的疆吏，成立了无数以“局”命名的机构。可一旦脱离了战争，他的视野还是回到了儒家那一套东西里。
相较之下，左宗棠算是半只脚跨入了新时代。
1863年初，左宗棠向总理衙门建议，仿造轮船，以备海防。1866年，他创办福州船政局。随后，被任命为陕甘总督，不得不从沿海走向内地。他花了七年时间平息回乱，又遇到俄国人入侵新疆，他的人生重心不再是海防，而是塞防。由于多年身处边疆，他与蓬勃发展的洋务运动已经有了一层深深的隔膜。1881年，他功成回京、入值军机，看起来位高权重，实则沦为慈禧制约李鸿章的一个工具人。
同年10月，左宗棠外放为两江总督，大量任用湖南人。随后，他以患病为由奏请开缺，保举曾国荃为继任者。曾国荃任两江总督近七年，“大招湘军旧部，扩建新营头”。经过湘系多年的经营，终于形成了南洋湘系、北洋淮系的格局。
李鸿章走得最远。
剿捻成功之后，清廷还是想裁淮军，刘铭传、潘鼎新心生退意，纷纷辞官。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时，向朝廷提议，“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应当规划部队，沿海戒备。于是，淮军顺理成章入驻了直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二十余年，主管洋务、海防、招商三大要务。北洋所在，几乎成为总理衙门之外的又一个政府。等到湘系最后一个大佬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时，以北洋“尽天下之财力”为世间之大不平。
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其人生劣迹斑斑，但许多人把他当作精神领袖。李鸿章虽是洋务巨擘，却鲜有人视其为导师——他1901年离开人世之时，留下了一堆残破不堪的洋务事业，和一个坏名声。
器物升了值，人格却贬了值。传统和现代之间依然横亘着一道长长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