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党校遇到了一些情况，使他在入党问题上又退却了。这时党校正在“反省”运动中，不断有“叛徒”、“特务”在大会上反省。那些“过去伤害过我的人”也站到了反省的舞台上。并且说服萧军写“反省自传或入党”。他表示：不能冷静写反省，因为受伤害太深；对入党，要“重新考虑，如果没有十分必要，我还是做一个非党的共产主义罢……因为我的职业是个‘作家’”。“夜间开‘实事求是’讨论会，每个人又在全盘否定自己。我没有发言，觉得没有必要”（下Ｐ400）。
不久，萧军遇到了彭真，萧军“说了自己一个月来的印象和感觉，也提到关于组织问题，请他代我考虑。……他似乎没有想到我还在犹豫着这个党的问题，但当提到这个问题，他的脸色忽然变成一刻严肃，我不甚明白这意义。”（下391）萧军谈到下乡的感受，彭真很感兴趣，想借萧军在乡下写的日记看一看。几天后，萧军将日记亲自送到彭真的住处。
萧军日记中写道：这一次大家谈话更是无任何保留，全说出每人所要说的。他第一次对我的批评：“你的《八月的乡村》没有问题，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你有时候却总不能和党靠拢，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就使我怀疑了。同时又知道你认识一些不好的人，又是从东北来的……也许和日本人有此关系罢？……”（下Ｐ405）
四个月后，彭真将萧军日记送还。
大约又过了半年，1945年2月，彭真约萧军去谈话。萧军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对话大概：
接着就接触到过去一些：王实味事件、招待所事件……他说：
“这是他们不对，把友人造成了敌对形势！”
“我所感到悲痛的，也就是这种力量底‘对消’！我敢说，就我的性格，历史……对共产党我已经忍耐到最低或最高限度……”
“我相信……如果再能忍耐些就更好了……”我们全笑了。
“我还做不到‘以德报怨’这程度，只能以‘直报怨’……我如今可以容三枪，但第四枪，我一定要还手了！”
“如果他是个同志，第四枪也让过他……”
“我还不能，因为我在外面刀对刀，枪对枪惯了，比如武术，下意识伸手就要打人，虽然我不愿意打……”
最终他说了主题：
从各方面我们考查、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记等完全相信——是我们的同志，关于入党，原则上是毫无问题，只是我代你考虑的，只是‘纪律’，因为它是个集体啊！”
“这使我很愉快，因为究竟共产党认清了萧军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对中国人民大众负责。关于后一点，我考虑过了，还是不入为好。第一，我还不能很好地把握控制自己的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弃个人的自由享受性；第三，我还没有决定是以文学创作占第一不是其它第一……”
“即使入党，也还是创作，只是公开还是秘密……”
“秘密不可能，公开对于此后工作利益受限制……”
“最后我底回答是再待一年再说。”（下653）
这时，整风已经结束。在整风中曾经有人把萧军，罗烽、舒群指认为特务，还有人指认萧军和丁玲组织“反党”活动——文艺月报，刊物等。萧军心里清楚：“共产党把我放在这里，是在作“无形的审查”！彭真看萧军的日记，显然不是代表他自己，所以他说“从各方面我们考查”。这是郑重表明了延安当局对萧军的态度。
1945年3月，萧军被调到鲁艺。6月边区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文艺界拟推萧军、周扬、丁玲为筹备委员。可见，萧军的地位在延安文艺界还是相当突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庆祝胜利的锣鼓未停，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内战已经拉开了大幕。中共力量的重心迅速移师东北，延安时代行将结束，萧军的延安生活也随之戛然而止。他提出到东北工作。临行前，还记录了这样的见闻：
“9月2日星期日高原夫妻来了，他们在保安处被囚禁了三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说了那里面‘无法无天’以及悲惨的情形：一个女人疯狂了，被光身囚禁在窑洞里，弄了浑身粪便；一个东北人被囚禁了六年，有肺病；一个中学校长陷在昏痴状态，吃烟把手指全烧成了泡！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她是‘死特务’……一个女人被迫和一个科长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如今走了。一个日本女人给科长做仆人……他也约讲了他们夫妻被捕来延安的经过……从这些征候断定，我对团结的前途是悲观的。”（下Ｐ756）
“11月9日，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萧军对毛说：“我是预备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掘他们的根……”“他们同意我这意见，也同意我选印鲁迅先生全集。”“最后他郑重告诉我：‘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大团结里的小摩擦。’在我俩去看朱德的路上，他笑着说。”“他也说周扬和他说过，我几次在会上发言全说得正确。”（下P769）
萧军到东北以后，又经历了从热到冷的过山车。最初，彭真亲自安排他一家从张家口到哈尔滨。萧军作为东北抗日作家的代表，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演讲六十多场，盛况空前。他被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东北局还拨出三两半黄金，让他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他同时兼任东北文协研究部部长，并下乡参加土改。在这种情势下，萧军已经愿意入党，写信向凯丰提出入党申请。经毛泽东同意，批准萧军为中共党员。就在萧军准备像孙悟空一样戴上“紧箍咒”，全身心投身中共麾下之时，东北局却掀起了一场对萧军的批判。《文化报》停刊，出版社交公，一纸《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撤消了萧军的一切职务，下放抚顺煤矿。随后东北地区又开展了对萧军长达三个月的批判。以后历经多次运动的折腾，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回归文坛。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真正进入党的组织生活。萧军的背影已经远去，但作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继续探索和沉思。
此文还参考了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张毓茂《跋涉者——萧军》；秋石《萧军与萧红》；黄樾《延安四怪》。
来源:《领导者》总第55期（201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