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小远跟人说了一句想回家，被报了上去。教官把他拉到所有人面前，让他边走边念检讨书，从这头走到那头，对每一个人念：“我不应该想回家，我思想不端正，我应该好好改造自己，我是错的，我是不正常的，我不应该不上学。”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边念边哭，“像游街一样”。那之后，他一眼就能认出哪些人爱举报，远远绕开。看到稍微可信的人，才凑过去说几句话，“说着说着就哭了”。“因为在里面，身体都被禁锢住了，语言是我们唯一还有的东西，说出来那一瞬间，好像就是在外面一样，能够让我们想象我们在家里面一样。他们连这种奖赏机制都禁止掉。”
进去两个月后，他在洗衣房拿到洗衣粉，冲了一杯水喝下去。“我一直在数着时间，算着什么时候爸妈来接我。他们一直没有来，我觉得自己不会出去了。”他想再喝第二杯，被旁边的同学拦住了。学校的处置是灌水催吐，然后罚他站了一整天军姿。
五个月后的一天，有人来告诉小远，父母来接他了，合同到期了。他不敢相信，一遍遍问：是真的假的？
校门口，奶奶开口问他：你怎么晒得这么黑，怎么瘦了这么多？
回家之后他开始失眠，睡着了就做噩梦，梦见自己还在学校里，吓醒。吃了就吐，不吃也干呕。三个月后去医院，小远被诊断重度焦虑和抑郁。此后初中断断续续只上了三个月。他告诉父亲里面有体罚。父亲说：怎么可能，离得那么近。
所有都是任务
“哪个家长受得了孩子这样。”这是小远的父亲后来给出的解释。
小远出学校那天，爸妈、奶奶、二姐都来了。爸妈站在校门口，一直在感谢老师：谢谢老师把这么坏的孩子引到正路上，教育成人，养大成恩。小远记得，“没有一句话是问我的”。
小远的父母有他们的逻辑。孩子不上学，游戏是最显眼的原因。至于孩子说的那些——被打、被孤立、走进教室时那种说不清楚的压迫感——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出来之后也没有。父亲回家就骂，说他学也不上、课也不上。小远开着门缝挂着网课，父亲连进来看一眼都没有，就在门口一直骂。有一次用斧头把他的门锁砸了，那扇门再也关不上了。
这样的家长不止小远父母。在北京做了多年休学支持的任竹晞说，普通中学，普通的班里，大概有三四个孩子在不上学。孩子不上学，家长焦虑，戒网瘾学校的承诺正好填进来：把孩子交给我们，三个月，六个月，保证送回学校。虐待学生的报道年年有，这个市场没有缩小。
在大城市里，有些家长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找到一类创新教育机构，主打陪伴和自主探索，不承诺复学时间表。没有体罚，没有军姿。譬如在北京的一出学社，没有上下课铃，墙上贴着师生共创的卡通课表，包括即兴戏剧、社区会议、羽毛球……每月还有一次旅居，去过广州、莫干山。
送孩子去戒网瘾学校的父母，交的是一份“五个月复学”的合同。送到学社来的父母不一样——他们不极端，学过心理学，知道要接纳，不愿意用强迫解决问题。洞回学社创始人王周鹏描述这类家长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体面。一出学社创始人任竹晞说，这些家长对孩子小心翼翼，觉得过去做的都是错的，常来问细小的事：孩子突然不说话了，该不该问他一句？
但接触久了会发现，他们的模式仍然是权威指导型——密集地替孩子安排事情，给指令，给答案。情感这个部分，在养育里自动被屏蔽掉了。任竹晞做过一个实验，活动结束后问家长感受，大量的回答是：我感到我应该对孩子调整一下方法。而孩子说感受，会说我很开心，或者我的头像在被往下压。家长说不出来。
王周鹏说，这背后有更深的原因：这类家长相信努力就能成功，追求效率，习惯把一切当成问题来解决，包括孩子。
孩子送来时，他们说不急，孩子健健康康的就行。但孩子状态一好转，复学的催促就来了，要补什么课，怎么赶上进度。和送孩子进戒网瘾学校的家长相比，起点不同，落点一样。
韩月就是这样的家长。女儿小黑小时候，有时作业没做完，闹情绪。韩月会说：你把情绪收起来，写完作业不就没事了？你别哭了，你哭完作业都写完了。在她的逻辑里，感受是干扰，需要被清除掉。
女儿休学之后，她知道问题不简单——那一年家里卖了房子，小黑在物理上感觉自己没有家了；升了班级，同学全是陌生人；剧团也换了班，原来一起长大的朋友突然换成另一群人。这些变动同时压下来，小黑承受不住。但韩月脑子里始终有另一个声音：“变动了你就要去适应，你第一步先回到学校，有困难我们去解决。”
她后来形容自己的状态：“我的生活就是会把孩子当成一个任务，所有都是任务，要快速、高效地把这些事干完。”停下来之后，她才意识到，从小黑两岁多到休学这段时间，虽然母女共同生活，晚上一起睡觉，她几乎没有真正问过小黑在想什么、感受怎么样。“我去回顾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那一整段时间我都很空白。”她想了很久，找到一个真正在一起的时刻：每个周六带小黑去兴趣班的路上，两个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路上有落叶，她们会一起踩，一起聊天。“只有那个时刻是开心的。”
有一天，小黑说起跟朋友的一些不开心。韩月没有问发生了什么，只是说：这个事是不是挺烦人的？小黑聊下去了。这是休学以来，母女间的对话第一次能往下推进。韩月后来说，那是她第一次没有关心事，只是在听感受。她才意识到，问题就出在这里。
困在这里
小黑对韩月描述过上学的感受：“每次回去就像火柴燃着，燃成一堆灰，需要好几天凑成原来的形状，再去点，再燃成一堆灰。”
休学后，她曾两次提出要回学校，都只去了一两天就不去了。“我躺在家里非常不确定，很崩溃，但去了学校更崩溃。”她对韩月讲过一连串原因：班主任在她怼了老师之后开始针对她；历史老师上课像哄小孩；语文老师40分钟有30分钟在讲有的没的；班里女生搞小团体，孤立另一个女孩，她不想加入，但班里没有熟人，怕自己也会被排斥。韩月听完觉得，“没一件是特别大的事”。小黑自己也不明白：“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想去学校。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
任竹晞说，这是她见过最普遍的状态——很多孩子并不是真的不想上学，他们反复尝试，去了一天，撑不住，又回来了。她认为，不是现在的孩子脆弱，而是孩子面对的环境出了问题：教育环境比从前更保守、高压，能提供支撑的社交环境又急剧萎缩了。
她自己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八点到校上早自习，中午半小时吃饭加午休，十二点半语文老师进来占半小时，数学老师再占半小时，下午副科随时可能被吞掉，放学还要上课外班。女儿班里有同学定了一个健康目标：十点半睡觉。不是能做到，是努力的方向。这是三年级。国家明令禁止小学考试，但每周照样有数学测试、英语测试，语文一周写一到两篇作文。
进了初中，压力没有减，连课间也是。一位母亲说，儿子小学六年级被暗中筛选进直升初中的实验班，进班第一天，老师宣布：课间不许串班，不能去找以前班里的朋友。你们是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回家告诉她，想回原来的班。她想起自己中学那会儿，每天放学纠结的是走哪条路回家——几个好朋友，今天跟这个骑车走那条，明天跟另外两个走另一条，路上至少聊二十分钟。随时去同学家，随时去找别的班的朋友。孩子进入初中后，这些几乎都不再可能——同校的是竞争对手，不同校的各自忙着补课，真正能聚在一起的时间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