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中学教师何念强（西师数学系62级的高材生，出身于根红苗正的工人家庭），长期认真学习领袖著作，在领袖的书籍空白处写了很多心得和批注，不知哪里出了错，被抓出来定为修正主义分子，作为全县的反动典型捆绑在卡车上，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游街示众，还多次陪杀场。这个榜样令所有学习班成员心惊肉跳。
军代表郑修龙的号令发出后，各个学校纷纷响应，拦江中学揭发五叔的大字报和侮辱人格的漫画多了起来。最初个把月是把他监控起来，不让外出，不能写信，不准见外人，命令他写交代，在小范围内反复交代罪行接受批判。
一个普通的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人人避之不及。各种揭发批判纷纷涌出，他的罪行已经罄竹难书。
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出身反动，胆敢和伟大领袖唱反调，反对贫下中农领导教育革命，公然驱赶贫宣队出校门。
还有一连串莫须有的离奇罪名：
一，学校因文革不上课了，几个教师凑在一起打扑克牌，五叔不打牌，在一旁听别人的收音机。调台的时候，无意间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五叔当然知道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赶紧关掉了收音机。批斗时，被定性为“收听敌台”；
二，五叔之前写信购买过纯白信封，在批斗中被指是对毛主席语录恨之入骨；
三，停课前，五叔曾是初67级一个班的班主任。该班学生演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五叔担任指挥。轮唱的时候他对学生说：“我左手打了‘毛主席的战士’这句，左边唱；右手打了，右边唱。”被批斗：他左手打毛主席，右手还打毛主席，这还了得？竟敢打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
条条都是死罪！五叔成了罪不可赦的现行反革命！不能分辨，只能认罪。
可是，在学校范围内，五叔无论怎么交代也过不了关。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帽子一层层压下来。韩贫宣伙同学校几个造反派头目，用尽洪荒之力，坚持要把五叔推到片区或更大范围的2000人学习班，去批斗！材料报上去了，迟迟不见批复，缘由未知。
8月学习班结束了，我五叔没能被搞成全县批斗典型。韩某等不肯善罢甘休，把他押回拦江继续批斗。因为被监控隔离，几个月没有家人的消息，回校后五叔给五婶写信，但石沉大海。他已预感，自己到了家破的边缘。
9月，复课闹革命师生返校。开学后的第一场批斗会由韩成思等策划实施。韩一声号令：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揪出来！几个刚刚返校的学生就把五叔架到主席台前，按下头挂上黑牌子，有人对着五叔踢了两脚，让他站在一张长条凳上。
眼前，熟悉的师生黑压压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自尊心极强的五叔无地自容。
韩成思声嘶力竭：“反革命分子蒋明远坦白交待！”
有学生从后面上来狠狠踢了几脚，五叔一下从条凳跌落下来，几个学生拥上来一顿推搡，他晃晃悠悠重新站上条凳。韩宣布批斗开始。造反派的师生鱼贯上台揭发批判。五叔的脑子一片空白，他的耳朵嗡嗡乱响，那些义愤填膺的批判言辞，那些冲破云霄的口号，一句也没听见。两个小时的批斗如同两个世纪一样漫长。最后一句“滚下去”，他总算听见了，还没来得及下来，就被学生架着拖了出去。
教职工批斗，全校师生批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字报、漫画、大标语在校内遮天蔽日，拦江街上，区委对面小学教师宿舍的墙上，批斗专栏连续办了3期，反复陈列五叔的反革命罪状。公判大会上，五叔被拉去陪公审、陪杀场。韩某等人，极尽能事“搅得周天寒彻”。
拦江镇十天赶场3次，因三县交界人货流量大，赶场天异常热闹。五叔常常被押着在街上游斗，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的牌子，有学生敲锣开路，小孩们跟在后面欢呼雀跃，四邻八乡的乡民指指戳戳如同看猴戏。到了选定的位置，迫他站在条凳上坦白交待。此时的五叔，已经无所谓颜面，自污成了家常便饭，他举着喇叭大声背诵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罪行，一遍又一遍……
听众多是乡民，他们好奇，对五叔批判自己的内容似懂非懂，个个点头称赞：这个老师讲得好嘞！
除了批斗、游街和写交待，更多的是体力上的惩罚。学校请人维修校舍，五叔被派去打杂，搬运灰浆一类最脏最重的活，都是他干。到了饭点，因为从头到脚全是灰浆，太脏了，他等老师们吃完了才去。厨房里的邓师傅，总是悄悄给他多打一点饭菜，倔强的五叔，热泪盈眶。
四、活下去……
伟大领袖“五七指示”发表后，拦江中学在离校12里外开荒建了农场。农场有地近百亩，还建了猪舍，建了宿舍和食堂，一次可供两个班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劳动。
农场用的肥料来自学校的厕所，学校规定，参加劳动的师生一天挑一趟（约六十斤左右），就算完成任务。五叔作为劳动改造对象，一天至少挑两趟，粪桶是最大的，一挑百斤上下。五叔只穿一条短裤，一双破解放鞋，光着膀子挑大粪，晒掉几层皮，全身黝黑，以前那个文静清高的白面书生，脱胎换骨了。他顽强地扛着，没有屈服。
1971年2月放寒假，教师们纷纷离校回家与亲人团聚过过年了，五叔不能离校，又让他顶替教师食堂的师傅，给留校的员工做饭，包括一直积极组织鼓动批斗他的造反派唐振义全家。五叔咬着牙边学边干，当了一个月的厨子。做完别人家的团年饭，五叔回到宿舍，孤零零躺在冷冰冰的床上，开始思念杳无音信的家人，眼泪如同开闸的洪水……无边的黑夜，无声的痛哭……
到了3月某一天，召开了一个宽严大会，五叔被叫上戏台，宣布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不戴帽子，降一级工资，监督改造。此后，批斗停止了，他被送去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五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各种农活，还要养猪养鸡养鸭，体力支出超强，但再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批斗，清静了。
家人依然音信全无，这是劳改中的五叔最大的痛。五一节刚过，五叔正在河边担水浇菜地，一个来农场的老师叫，蒋明远来拿信。
五叔拿到手的，却不是他一年来盼星星盼月亮的家书，而是遂宁县人民法院寄来的传票——五婶的离婚起诉。山崩地裂、世界末日都不能譬喻五叔那时的绝望。
他们见面后，五婶说：你现在是暗管（管制人员），孩子就是反革命子女，这会影响她一生，希望你为孩子作想，我们离了为好。
五叔无话可说。分明是被人陷害，他自己清楚，可五婶知不知道、相不相信他是被陷害的？即便知道，又能怎样？莫非让孩子背个反革命子女的黑锅，过自己这种任人践踏的生活？
家，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撑，灰飞了。
从法院出来回到学校，再强撑着回农场，平时挑百斤大粪不用40分钟，那天一步一步挪了两个多小时。倒在床上两天两夜，水米未进，一无所有的五叔，垮了。
农场原有一个长年留守的校工张玉兴，见五叔两天没动静，过来看他。五叔称自己病了。
到第三天晚上，黑暗中，五叔像个影子无声无息来到平时洗脚的河边，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解脱，他纵身一跃。
五叔不会游泳，落水即下沉，呛了几口凉水，他突然清醒：这样走了，那是“畏罪自杀”！离婚是为了不让孩子背黑锅，这一死，反倒会给她加一个黑锅。活着自己难，死了让孩子难！熬吧！或许熬过去，还能看到春暖花开；“畏罪自杀”，就再也不会有冰消雪融的日子了！
幸好河边水不深，五叔清醒后胡乱扒了几下，脚踩到了底，手摸到了岸。他爬上来，湿漉漉地回到宿舍。张玉兴在菜园子里看见他，一脸疑惑。五叔解释说去洗澡了。张回应，你要保重，看远点。
冬天，拦江初级中学准备试行戴帽高中，春季招生100名，两个班，学制两年。可是高中的数学却没有任课教师。文革几年也新调入了不少教师，但所有教师无人教过高中。这时，学校领导想起了五叔，他原来在遂中教高中，效果还很好。一纸通知到了农场。韩成思还在学校，但此时他已不能一手遮天。张校长找五叔谈话，希望他出来任课，一边上课一边改造。
五叔说，我是“反革命”，合适吗？
张回复，你先上课吧，新学生不知道的。
就这样，五叔接手了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文革前高中三年制，数学的代数、几何（立几、解几）三角等，分别由不同的教师任教，此时，两年制的教材还没出来，五叔不能光上课，他还得改编教材。数学老师中没有人敢任课，需要编教材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这一届学生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电，晚自习点煤油灯；教材由五叔编写，学生刻蜡纸油印。学生们都很刻苦，他们知道了蒋老师的底细，但他们依然尊重这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老师，喜欢上他的课，和苦难中的五叔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还保持了长久的联系。
1977年即将恢复高考，拦江中学的高三学子也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曙光。
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五叔主动做了两件事：
一是把文革前历年高考数学试题整理出来，并给出详尽的解答及解题方法，用墙报张贴，向学生传播，同时油印成册先后发给77届至79届的所有毕业生；
二是每周星期日上午，在教学楼与办公室之间的小广场上，针对毕业生开座讲，按专题讲授至少两小时。
100多名毕业班学生把小广场坐得满满的。五叔没有收一文钱，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更多的学生通过高考，走出去。
五叔在拦江中学任教的最后一个毕业班，当年高考，全县数学成绩第一名和第三名，均是该班学生；高考平均成绩和升学率也在全县名列前茅。一个乡镇戴帽中学出了这样的成绩，是遂宁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的五叔，从1964年9月发配到拦江，至1979年9月调回遂宁城区，整整十五年。十五年，因言获罪，批斗劳改，妻离子散，泣血饮泪……他活下来了。脚底还是那片大地，头顶还是那个苍穹，挥一挥手，告别无法告别的昨天，五叔人到中年，终于迎来了曾经期盼却不敢期待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