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娃非常严肃地和我们谈了很久，说了很多，也劝我们，能不能再托托人找找其它的途径，别用离婚的办法。华林非常坚决地说：“想回城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为了孩子我们不会再改变主意了！”我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
那个时候还没有离婚证，离婚手续就只是一张国家统一标准打印好的正式表格，除男女双方填写个人情况以外，就是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归属的内容。
记得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刘玉娃和郭棣也都为之动容。我们四个人默默坐了好久，刘玉娃低头吸烟，始终没让我们签字。最后，他掐掉烟头用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这些可都是国家的正式手续，是要存档的，这不是开玩笑，你们只要不签字不按手印，还什么都来得及。”然后他又看着郭棣说：“真要办了手续，我们弟兄俩这责任可就担起来了。”
我和华林谁也没说话，还能说什么？当时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先后签字，并按了手印，然后把属于自己的那张纸收了起来。刘玉娃和郭棣又说了什么，是怎么离开招待所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脑袋是空的，身体是飘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儿子醒来叫妈妈的声音仿佛很远很远……
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天津办病退了。因为已近过年年根，火车上人满为患，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我领着大的抱着小的，好不容易到家，就马不停蹄地跑起街道来。
谁知虽然我有离婚手续，成了单身，但带两个孩子办病退回城，又是既没有先例也没有政策，虽然到处看到同情也收到理解，但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头脑僵硬教条，胆子也小，谁又愿意为一个不相干的普通知青冒什么的风险呢？
一时间，我父亲愁得吃不下饭，母亲急得满嘴起泡。我还要在晚上十点钟长途电话开始计半价的时候，骑自行车跑到很远的电报大楼和华林通话商量，他在内蒙的后山煤矿等待消息，肯定比我们还着急啊！
那年过年病退的事情一筹莫展，哪还有心思过年？家里的日子也都快乱套了。
过年后，长征队的同学帮我打听到一个同校高中学兄部队转业后，在区委担任领导，又打听到一个同学爱人的哥哥正好在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绕来绕去又找到几个关系，然后又几经周折，打听到各家的住址。
那年的雪下得好大。还在工作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陪着我拎着大包小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一家家登门送礼求助，好话不知说了多少，就差给人家磕头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人心也确实都是肉长的。我这种情况虽然没有相关政策，可离婚证是真的，孩子判给我写得清清楚楚，我又是正经八百的下乡知青。既没有不能接收的规定，也没有只给妈妈落户不给孩子落户的道理啊！世上到底好人多，最后街道还是理解同情网开一面，将我的材料接收下来，报了上去，让我回内蒙古等通知。
刚过完正月十五，我们母子三人又返回了十五团的后山煤矿。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终于接到病退批准的通知，开始办手续，骨肉分离的时刻真的到了。
当时我父母在城市住的房子只有十二平米，弟弟妹妹又都没有成家，我们娘仨回去根本住不下。正好煤矿那边又有好几家人看上我们的家具，华林执意非要卖掉家具，住进集体宿舍。
拉家具那天下午，儿子说什么也不出去玩，悄悄靠在门边不碍事的地方，看着一件件家具被别人抬走，一直在嘤嘤地小声哭着，哭得买家具的人都放下家具难过起来：“这孩子太懂事了，还真不如大哭大闹让人心里好受些”。那情那景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历历在目，令我伤心不已。
卖完家具的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孩子踏上了回城之路。一路全家无言，孩子也觉察出什么，显得特别乖。
下午到了五原火车站。进站台不长时间，华林给孩子买在路上吃的东西刚回来，火车就进站了。我抱着孩子背着提着大包小包不敢回头急忙上车，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安顿行李。懂事的儿子立刻低声地哭起来，女儿趴在窗户上使劲地喊着：“爸爸快上来呀！爸爸快上来呀！”华林在站台只挥了一下手，便急忙把脸背了过去。
火车开动了，还不懂事的女儿看到爸爸没上车，放声大哭，儿子也大哭起来，我也失声痛哭，娘仨哭成了一团。哭声引来好多人围观，人们嘴里一直说着：真可怜，真可怜。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那妻离子散的一幕重又出现在眼前……
1979年4月正式办好落户天津的手续。我用离婚的代价结束了整整十年的兵团生活，病退回城。
后记
我带着两个孩子办好手续正式回城后，华林就在当地找个人冒名顶替我，重新办理了结婚登记，幸亏当时结婚证不要照片。三个月后，他调入廊坊一个中央直属单位，我又把孩子户口留在天津，对调过去到廊坊落户。全家才团圆了。
2012年华林去世了。
2013年6月28日，我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廊坊户籍，迁入天津落叶归根。
2013.08.14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