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女不是随意进入皇宫的普通游客。她们的征选、登记、训练、分配和调动，都需要地方官府与宫廷机构配合。一旦皇帝频繁提出采选要求，地方官就会层层加码，甚至把本应有限的宫廷需求，变成基层官员邀功的机会。
这才是问题的严重之处。
一道来自宫中的命令，落到州县，往往变成多道催办文书；落到百姓家中，则可能意味着女儿被带走、家人被迫承担额外费用。史料中关于采选和征发的记载，虽然不能证明每一个民间故事都真实，却能说明皇权需求如何通过官僚体系传导到社会底层。
杨广还营建西苑，扩建宫室，修造龙舟和大型仪仗。大业元年营建东都时，宫苑规模极为可观。大业六年，也就是610年，他巡幸江都，所用船队、仪仗和随行人员数量庞大，沿途州县需要供应车马、粮食和各种物资。
有地方官为了迎合皇帝，甚至提前数月准备果蔬和珍奇物品。百姓看不到皇帝的实际开支，只能看到一批批差役进村，一车车物资被运走。
后宫的奢靡因此不再只是皇帝个人的生活问题。它和宫室营造、巡游仪仗、地方摊派、官员腐败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完整的消耗链。
说得直白些，杨广荒淫的程度，不应只用“睡了多少女人”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他把皇帝的个人欲望变成国家行政命令，并要求整个帝国为之服务。
五、民变不是一天之内突然发生的
隋朝末年的社会危机，有清晰的积累过程。
运河劳役使大量民夫离开土地，东都和宫苑建设消耗了大量资源，对高句丽的战争又持续征调军队。兵役、徭役、赋税相互叠加，农业生产自然受到冲击。遇到水旱灾害或粮价上涨，普通家庭便很难维持。
在山东、河北一带，盗匪和民众反抗相继出现。王薄在长白山起兵，号称“长白山起义”；窦建德、杜伏威等势力也先后壮大。各地力量来源不同，有饥民，有地方豪强，也有失去土地和生计的农户。
这不是一个单一组织领导的全国性行动，而是地方危机不断扩散的结果。
朝廷仍然试图以军队镇压。可是，派兵需要粮食，粮食又需要从地方征收；地方越是贫困，征收越难完成；征收越困难，官府越容易采用强制手段。如此循环，最终把更多人推向反抗一边。
杨广并非完全不知道局势恶化。
大业十一年，也就是615年，他北巡雁门，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围困雁门。隋军与地方力量奋力救援，杨广才得以解围。此事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也让他更加依赖严密的护卫和封闭的宫廷生活。
隋炀帝问身边近臣：“各地为何屡有盗贼？”
近臣回答：“多是地方官失职，严加惩治便可。”
这类回答，正是隋末政治困境的缩影。官员把民变说成盗贼，皇帝再把盗贼归结为地方治理失败，真正的劳役、粮食和生计问题便被遮蔽了。
杨广后来长期停留在江都，不愿返回关中。江都并非毫无战略价值，那里是江南财赋和水运的重要节点，但此时北方局势已经急剧变化，关中、洛阳和河北之间的权力争夺日益激烈。皇帝远离政治核心，朝廷实际控制力进一步下降。
更麻烦的是，江都宫廷成了一个封闭环境。外部消息经过层层过滤，皇帝接触到的更多是顺耳的话，而不是百姓真实的生活。宴饮、巡游、采选和宫廷享乐仍在继续，国家已经进入危急状态，宫廷却没有及时调整节奏。
六、从荒淫生活到王朝崩溃
隋炀帝晚年的失控，不能只用一个“好色”解释。
好色是个人欲望，荒淫则涉及权力使用。皇帝可以拥有庞大的后宫，但当后宫扩张需要地方采选、官府摊派和民间承担时，事情就超出了个人生活范围。
同样，营建宫殿并不等于必然亡国，修筑运河也不等于必然暴政。真正造成后果的，是这些工程和享受被放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财政条件和错误的政治判断之中。
国家刚刚完成统一，社会原本需要休养；杨广却不断进行大规模工程。百姓已经承担了劳役，朝廷又发动远征。战争失利之后，不是停下来修复生产，而是继续征调。宫廷开支并没有因为国力紧张而收缩，反而仍然维持庞大的仪仗和享乐体系。
这几项政策互相推动，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618年，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朝。江都方面，宇文化及等率领禁军发动兵变，控制了宫城。杨广此时已失去对全国的实际统治，只能困守行宫。
关于杨广临死前的具体情形，史书有不同记载，但大体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他被叛军所杀，终年约49岁。隋朝自581年建立，到618年灭亡，前后仅三十七年。
隋炀帝留下的历史形象，既有残暴、奢侈和荒淫的一面，也有推动南北交通、完善制度和经营国家的一面。大运河后来长期发挥作用，科举取士的制度探索也被唐朝继承，隋朝的国家建设并非一无是处。
可政治成就不能抵消治理方式的失误，个人才能也不能替代制度约束。
杨广最初靠谨慎、克制和善于经营赢得皇位，后来却把权力变成满足个人意志的工具。宫女采选、巡游享乐、宫室营造和战争征发，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际都在同一个问题上汇合：皇帝的决定缺少有效限制，而百姓承担了越来越高的代价。
江都宫变发生后，杨广身死，隋朝覆亡。那座仍在运转的宫廷，没能挽救一个已经失去社会基础的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