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的承诺不是欺骗，那么后来对这些承诺的抛弃，就有另外一个名字：背叛。对自己政治承诺的背叛；对曾经相信它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对相信“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的背叛；对那些因为追求民主、自由、公平而投奔它的青年的背叛；也是对它曾经宣称要建立的那个新国家的背叛。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道共产党很难绕开的两难题：如果那些承诺从一开始只是夺取政权的手段，那么这是欺骗；如果那些承诺当年确实出于真诚，那么后来就是背叛。
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都无法自动产生一个结论：中国人民因此把永久统治中国的权利交给了共产党。
欺骗不能产生永久合法性，背叛同样不能。
六、“打天下、坐江山”：这是谁家的天下？
中国人非常熟悉一句话：打天下，坐江山。因为听得太多，我们甚至很少意识到，这几个字背后隐藏着一整套政治哲学。
所谓“打天下”，究竟打下来的是什么？首先当然是土地，是山川河流，是城市乡村，是矿山森林，是港口铁路，是工厂银行，是粮食能源，是财政税收，是一个国家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一切有形与无形资源。但是别忘了：土地上还有人，农民，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学生，老人，孩子，共产党员，国民党支持者，共产党的支持者，共产党的反对者，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从来没有真正选择过任何一方、只是想在乱世中活下去的普通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与土地、城市、矿山、工厂、银行、铁路一起，被纳入胜利者建立的新政治秩序。
“打下江山”这几个字如果真正拆开来看，就会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所谓江山，究竟只是土地，还是也包括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如果一个政党认为，因为自己打赢了战争，所以这个国家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又因为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所以自己天然有资格“坐江山”，那么沿着这套逻辑继续往下推：生活在江山上的人民，又是什么？答案其实已经隐藏在“打天下、坐江山”的语言里面。他们也是胜利的一部分，说得更加刺耳一点：他们也是战利品的一部分。
七、中共最大的战利品，不是土地，而是土地上的人
1949年共产党取得的战利品是什么？北京，上海，广州，东北工业基地，全国铁路，矿山，银行，工厂，财政，土地，当然都是；还有一个比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更加庞大的战利品：几亿中国人。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从来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人口。这几亿人中，有人真心欢迎共产党，有人恐惧共产党；有人反对共产党；有人曾经支持国民党；有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更多的人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工人、小商贩、家庭妇女，只想活下去，把孩子养大。但是战争胜负并不询问他们，谁赢了，他们就归谁统治。这就是“战利品”与“公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公民拥有国家。战利品被胜利者支配；公民授权政府，战利品接受胜利者的安排；公民能够选择统治者，也应该能够更换统治者；战利品则没有选择胜利者的权利，战争结束的时候，谁赢了，谁接管他们。
所以，“打天下、坐江山”绝不只是一句无伤大雅的传统俗语。它背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权力伦理：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天下就是谁的；江山是谁夺来的，谁就有资格坐。至于生活在江山上的人？他们自然也成为江山的一部分。
于是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最深层的政治语言中却保留着一个完全相反的逻辑：不是人民拥有江山，而是打下江山的人拥有人民。
八、什么叫“党国”？国属于党的
这也就解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党国。什么叫党国？从最简单的字面上说，就是党与国不再能够清楚分开。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里，国家应该高于任何一个具体政党。国家属于全体公民，政党只是公民为了参与政治而组成的工具；今天甲党执政，明天可以乙党执政；政府可以换，政党可以下台，但是国家仍然在那里。，国家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私产。
可是在党国体制里，逻辑被倒了过来。党领导国家，党领导政府，党领导军队，党领导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的重要领域。党组织深入国家机器，“党领导一切”最终产生一个极其简单、却常常被复杂政治术语掩盖的现实：国属于党。至少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意义上，党不是国家中一个可以被替换的政治组织，而是成为国家权力结构本身的核心。于是党与国逐渐重叠，爱国被要求表现为爱党，批评党被解释为反对国家，党的历史被写成国家的历史，党的利益被描述成国家的利益，党的安全被上升为国家安全，党的统治被等同于国家稳定。到最后，人们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没有这个党，就没有这个国家。但这恰恰颠倒了最基本的关系。
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中国人不是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山河不是共产党创造的；人民不是共产党生产出来的；这个国家更不是某一个政治组织的私产。共产党可以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政党，可以成为执政党，甚至可以因为历史功绩获得很多人的尊敬。但无论它曾经做过什么，都无法在逻辑上推出：中国属于共产党。
现代政治真正应该成立的关系恰恰相反：党属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国家属于党，人民属于国家，于是人民最终也属于党。
如果后一条逻辑成立，那么“人民共和国”就只剩下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人民究竟是共和国的主人，还是党国的资源？
九、战利品为什么会变成耗材？
“战利品”与“耗材”并不是两个为了刺激读者而堆砌出来的词。它们其实描述了同一套政治逻辑的两个阶段。
战利品回答的是：你属于谁；耗材回答的是：得到你以后，怎样使用你。打天下，是获得；坐江山，是使用；战争年代需要兵，就要兵源，需要粮，就要粮食，需要民夫，就动员民夫；革命胜利以后，需要阶级斗争，就把人划分成各种政治身份；需要工业化，就要求农业和农村人口承担巨大的积累成本；需要大跃进，就全民冲指标；需要人民公社，就把亿万农民高度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语言改变了，使用人的方式也发生变化。需要出口制造业，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廉价劳动力；需要高速增长，人被计算为“人口红利”；房地产成为经济支柱以后，一代家庭又把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变成房贷；人口下降以后，人们又开始被提醒生育的重要性。
不同年代当然不能简单类比。我也不认为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粗暴解释为“压榨人民”。现代国家必然征税，必然建设，必然要求公民承担义务，也必然在某些时候进行社会动员。真正的问题不是国家是否使用社会资源，真正的问题是：人民有没有决定这些资源如何被使用的政治权利？
当国家要求你作出牺牲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不”的权利？有没有组织起来表达利益的权利？有没有公开批评政策的权利？有没有要求制定错误政策的人下台的权利？最终——有没有更换统治者的权利？如果没有，那么所谓“主人”就越来越接近一种政治修辞。
真正的主人至少应该拥有一个权利：决定自己的东西怎样被使用。而一个不能决定自己怎样被使用的人，怎么证明自己是主人？
十、“牛马”“韭菜”“人矿”：黑色幽默背后的政治问题
今天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一些自嘲性的词称呼自己：牛马，韭菜，人矿。这些当然首先是互联网时代的黑色幽默，但是这些词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共鸣？因为它们共同表达了一种感觉：我不是目的，我是资源。需要我劳动的时候，我是劳动力；需要我消费的时候，我是消费者；需要我买房的时候，我是刚需；需要我负债的时候，我是信用；需要人口的时候，我又成为生育指标背后的数字。
当然，一个复杂社会不能因为存在这些政策需求，就简单证明国家把所有人当作“耗材”。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人长期缺乏参与规则制定、监督权力和更换统治者的能力时，他便越来越容易产生一种真实的政治体验：我的人生不断被计算，但我的意见并不真正决定计算我的人是谁。
这才是“耗材感”的政治根源。而它最终仍然回到那个最古老的问题：究竟是国家属于人民，还是人民属于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