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大清洗后提拔的官员，被称为“斯大林一代"。这些人普遍出身工农，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完全依赖体制生存。比如对军权的重构，90%以上的将官被清洗，但是1938年新任命的150名将官中，仅有7人具有军事院校背景，其余人空有对斯大林的忠诚，并无军事才能，这也为苏军在二战前期的节节败退埋下了伏笔。
第三、控制经济命脉。
苏联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不考虑饿死的一两千万人，单纯只看工业成就，可以说是非常瞩目。但是两个五年计划形成的专业主义，也就是听从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指导经济生产的方式，彻底威胁到了斯大林的经济控制权。为此，斯大林作出了批示：工程师集团正在复辟资本主义。
于是，经济领域开始了大清洗。工业方面，比如1937年煤炭部的37名高级官员枪决了35人。农业方面，为了完成清洗指标，并不区分以前是富农、中农，还是贫农、农奴。
为了控制经济命脉，斯大林选择用忠诚取代专业。比如苏联最大的钢铁厂——马钢的负责人，竟然由一名纺织厂工人火箭提拔，原因仅仅是他附和斯大林提出了疯狂的生产指标。这种选择的后果也很明显，比如T34坦克的产量和质量骤降，以至于二战初期军备严重不足。
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康波周期的提出者康德拉季耶夫，为此批评道：这种清洗让苏联的经济管理能力倒退了20年。可是批评完之后，康德拉季耶夫便被枪决。
第四、营造恐怖氛围。
1937年，苏联颁布了惩治叛国者家属的法令（第00486号命令）。这部反人类的法令，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部连坐法，也就是父母犯罪，家庭12岁以上的子女即可被判刑，妻子主动揭发丈夫则可获得赦免。
1937年，苏联又颁布了限时定额逮捕令（第00447号命令），要求各地必须完成7%至10%的人民公敌指标。
这一时期，任何人发表对斯大林的不当言论，都有可能成为被清洗的目标。最可怕的是，举报之人，有可能是枕边人，甚至是父母子女。这一时期，整个苏联社会都陷入了信任危机，人人都可能成为被举报的对象。自我审查机制，便横空出世。比如作家巴别尔就对自己的作品字斟句酌，生怕触及政治敏感。
这种恐怖统治达到的心理学效果，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当恐怖达到某种强度时，连受害者也参与制造恐怖。
斯大林通过系统性恐怖建立了忠诚者网络，依托经济控制取得了支持者的依附，利用制度性腐败消解了潜在的反对动力，从而建立了完全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的统治体系。
但正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说：用恐惧浇筑的忠诚，终将在恐惧消失时崩塌。这个看似稳固的体系，实际上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当统治完全依赖于个人权威和暴力机器时，便再无一丝制度韧性，随时可能脆断，这正是所有独裁者无法逃脱的政治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