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死了。中共领袖胡锦涛、温家宝等纷纷送花圈志哀。季羡林专研的本是古印度文，中共赐他的“国学大师”尊号因此颇惹讥评。讥评者可谓未知时变。
从前，国学讲的是经史子集，教的是修身济世。旧中国国学大师辈出，宋朝有程颐，明朝有杨爵。
程颐无书不读，精研六经，元佑年间，奉召为崇政殿说书，教哲宗皇帝国学，“以师道自居，每侍上讲（每次给哲宗上课），色甚庄，继以讽谏，上畏之”。有论者认为他欠人臣礼，他正色回答：“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这就是我们的国学，我们的国学大师。所以当年学者为瞻道范，不惜立雪程门（《邵氏闻见录》卷十四、《宋史．杨时传》）。
杨爵少年家贫，发愤向学，“以学行名”，嘉靖年间进士及第，见世宗无道，上书极谏，被打得血肉狼籍，又被系狱五年，其间和同狱的直臣“相与讲学不辍”，写成《周易辨说》以及《中庸解》，获释之后，志节不改。史官说：“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其实这不是明朝百多年培养之效，而是历朝中华文化浸淫之功（《明史．杨爵传》、《明儒学案》卷九）。
但杨爵、程颐的中国，已经给中共亡了。新中国国学大师自然和旧中国不同。
比如说，旧中国杨爵拚死上书朝廷，为的是百姓福祉，痛斥国君“任用匪人，劳民糜费，阻抑言路”。新中国季羡林卧病上书温家宝，求的则是私人利益：“我现在需要助手，山东大学蔡德贵同志是我老友，最宜担任。”季羡林怕秘书偷他珍藏的名贵字画，于是要聘助手，要借温家宝压那秘书的丈夫吴志攀。吴志攀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是季羡林上司。
又比如说，旧中国程颐见国君阙失，会直言匡正。有一次哲宗患病，没有通知朝臣，程颐就质问：“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新中国季羡林则眼看六四屠城，眼看全国各地民变在中共机枪下起伏成血浪，却写下《泰山颂》：“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请不要说这样掇拾俗语凑成一篇的文字，未符国学大师身分。他们的国学和我们的国学有别。季羡林一不通词章，二于经史子集完全无所发明，三不讲修身济世，却获尊为国学大师，就是这个道理。
程颐有一首《谢王佺期寄药》诗，和季羡林《泰山颂》并读，新旧国学的分别昭然自见：“至诚通圣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