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传媒按：对近代中国转型，可以有种种梳理，而且在八十年代当为一门显学，后来渐渐寂灭。我看到最为大气磅薄、意义深远的近代思想史论述，便是余英时先生关于“启蒙心态”化解之后的激进化倾向，其激荡百年，不仅将传统弃之如敝，也从西方引入邪恶马克思主义，然而毛泽东大跃进、文革两项激进实验失败后，邓小平的改革是一次“资本主义大跃进”，带着极端功利、发展经济牺牲人文的激进特征，中国坠入更深的认同危机，思想史到此尚未解释中国在集权和民族主义形态下的崛起，“蓝色狂想”下的“思古恣纵”，憎羡交织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黑暗。
有五千年历史来源的中国人，忽然发现他们失去定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竟成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的意义世界里，本土已经出现沙文主义（大陆）、恐惧回归（香港）、选择不再作“中国人”（台湾）等群体认同的倾向以及移民风潮；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也以军备竞赛和“准冷战”的态势无限升级著。
中国作为一个族群的凝聚意义，越来越稀薄了。这在社会心理学上，叫做“认同危机”，‘百科全书’里英文“identity crises”这个辞，通常是指青少年的角色混乱所导致的抵触情绪、期待和焦虑，一个老大民族居然患了“青少年狂躁症”，这却是需要靠思想史研究来“诊断”的。
本来，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理想发狂、高度激进的世纪，也是彻底离弃传统的一个世纪，而它的遗产主要是三个主义﹕理想主义、激进主义和全盘反传统主义，都对中国人的传统认同极具摧毁力。
八十年代，我为了拍摄一部电视，曾去拜谒几位二十世纪的中国亡灵，如安徽陈独秀、胡适的故乡，湖南毛泽东、刘少奇的家乡，绍兴蔡元培、鲁迅的故居。二十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在他们的阴影下渡过的，他们都同这三个主义有关，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甚至是互相对立，但如最激进的毛泽东也会利用传统，而一贯持温和态度的胡适也曾是文化上的一个激进主义者。
不过也在二十世纪之内，这三个主义几乎都走到了尽头，所以说中国人正在走出二十世纪。一般而言，这三个主义的衰微，显示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主宰中国人的“启蒙心态”开始被化解，但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呢？
八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回归传统三种思潮的兴起，引起了普遍的争论。比如，现实主义是作为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否定而出现，讲求功效，不惜代价，最典型的莫过于邓小平在“猫论”，即在“四项基本原则”幌子下进行“资本主义大跃进”，以及在“六四”屠杀后纵容消费文化，虽然都具有否定旧意识形态的倾向，但也带着极端功利、发展经济牺牲人文的激进特征。现实主义思潮在民间的表现，则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兴起，也令价值崩解、人性破碎，以及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冷漠。
又如，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强调秩序和权威，与普遍蔓延的个人主义直接冲突。再如，向“传统”的回归，在官方表现为向传统文化寻求统治合法性，煽动民族情绪和排外主义；在民间则表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复苏，“周易”、阴阳八卦、道教仙术、气功的风糜，以及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虽也显示了反传统情结的消解，却是文化认同的新危机。
说得稍准确一些，二十世纪的三个主义中，沦丧最深的只有理想主义，反传统主义其实依然根深蒂固，而激进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罢了。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十九、二十世纪主宰中国人近二百年的“启蒙心态”的衰微，自然会引发新的认同危机，因为这种心态肇始于“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一个近代认同危机。
发韧于晚清的认同危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传统具有产生现代认同的可能性，因而舍弃它转向以西方为标准铸造中国的现代认同。然而吊诡的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要实现这种转向并非轻而易举，而是需要凭借某种极端思潮的泛滥，才有可能。一部中国近现代史证明，这种极端思潮主要是两个：激进主义和全盘反传统主义。
上面提到的那几位中国亡灵，正是这两个主义在中国的始作俑者。这里发生的一个逻辑链条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启动了文化认同的转向，为文化激进主义推开第一道门，而文化激进主义又为政治激进主义推开了第二道门，一旦大门洞开，首先逸入的正是当时西方的极端思潮——马克思主义，它又对中国的政治激进推波助澜，直至全面专制的铸成。这样的描述虽嫌简单，但可凸显陈寅恪当年的哀伤，他挽王国维所说的“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
如果我们换到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使中国知识分子感染的“启蒙心态”，主要是两种与时间相联的观念﹕一是社会均依阶段而进化，二是西方处在比中国完美的高一阶段。
支撑这种观念的，是曾在西方处于主流地位的思潮，如直线社会进化论﹑极端实证论和现代化理论等，它们在西方学术界的长期清算下如今已经枯萎，而这种清理催发了文化多元主义﹐并为各民族寻求自身文化认同提供了解咒前提。
但有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因此而转身去向中国文化要认同，而是猴急地加入了一场清算“西方文化霸权”的时髦运动，伏身去拾落满学术界的种种“后现代”青涩之果，嚼得津津有味，今日中国学界兖兖诸公的腹中，又长成一副当年饥不择食、消化不良的“五四”肠胃。
认同新危机在中国本土则是一种亢奋和迷乱。一座文化废墟所能提供的认同资源，往往是那些未经脱魅而极具“非我族类”意识的神秘主义、“左道旁门”，所以会呈现“周易”、气功热与“痞子”文化“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观；而这样的文化废墟，又最能诱发“人们操纵历史记忆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绪，其结果是对历史的建构流入随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恣纵，人们在旧神话的残骸上又编织了新神话”（余英时语）。
我想，这幅景观并非始于“六四”之后，它应是八十年代大陆又一次“视西籍如神圣”的“文化热”的顺延，那次“蓝色狂想”孕育了这次“思古恣纵”，当然也导致了再一次的“后现代”拾人牙慧。
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成分若不成为现代认同的一个资源，就可能提供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这是余英时教授提出的一个看法。他认为，由文化多元论而致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这一倾向发展到极端也会引生“返本论”的文化危机”，他将一般用以界定伊斯兰教的“原教旨论”另译为“返本论”，是因为“无疑更适用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而且照最近中国大陆上所谓“易学”和“气功”的流行情况来看，如果将来中国出现儒家、道家或儒道混合的“返本论”，那也是不足为异的”。
“返本”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微澜，当起于八十年代开放后的全国性浮躁，我称之为“现代化后来者的焦虑”。从“女排狂热”、“足球耻辱”直到同外国人争夺黄河“首漂权”，以及官方有意将这种情绪引向“振兴中华”的政治操作，充分喂养了民族主义。“龙”的崇拜和“龙的传人”意识的浮现，都可视为外来意识形态（马列新名教）破产后涌起的“寻根”和认同冲动。
19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上第一次使用“炎黄子孙”的概念，以及邓力群公开要求老百姓“可以不作共产主义者，但必须作爱国主义者”，都显示这个政权意识到它的合法性与民族认同息息相关，向中国文化要民族主义资源以维系统治，使共产党第一次需要“利用”传统。
近二十年来的动荡、流血、腐败，在社会心理上产生追求共产主义和民主制度（包括公平）的双重幻灭，导致民间向中国文化要神秘主义藉慰的渴望；同时，共产党因屠杀和腐败双重统治危机，也产生愈加依赖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渴望。这双重“渴望”便是中国大陆“返本”运动极端化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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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顺着这个思路，稍引开来谈谈今天国际社会同样面临的国家认同危机。从伊斯兰世界的经验中可以看到，他们现代化运动的失败，不论是何缘故，却终究落入“原教旨主义”的泥潭，专制黩武的军事强人得以利用这股来自本民族宗教文化的非理性资源，则是同他们也曾有过一段“尊西人若帝天”的历史有关，这段可能也是“钜劫奇变，劫尽变穷”的历史，淹没了伊斯兰宗教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以至无法提供理性的认同资源。
今天的中国大陆，反身向中国文化要资源的，不仅是上行下效的气功热，也不止于“尊儒祀孔”的袁世凯故技重演，更要害的是，独裁政权越来越乞灵于民族情绪中偏狭排外的成分，在“返本”倾向弥漫的同时，继续以西方为假想敌，以充分榨取近代以来积累的“屈辱情绪”，并以“西方要使中国保持分裂状态，不放弃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为现实理由，煽动民众的“统一情结”和沙文主义情绪，以保持对东亚和太平洋的进攻姿态，这不仅是要充当区域霸主，也已经显露出步伊斯兰后尘的迹象。
另一方面，“返本”运动又在中国内部制造著汉族之外民族的认同分裂，最明显的自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的“原教旨”倾向。在台湾发生的认同分裂更复杂，从国家认同裂变到民族认同，以至拒绝认同中国文化；而对台湾本土的认同亢奋，掩饰著“返本”追溯日本的倾向，也是越来越明显。这些群体认同危机将产生的后果，绝非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区域自治的整合以至民族国家的顺利建构，而可能是重演伊斯兰世界的“春秋战国”和波斯尼亚的种族冲突。
回到思想史角度来看，多元化的来临，对近两个世纪的“启蒙心态”是化解还是加剧，值得存疑。至少“西方文化霸权”的衰微，和西方学术界对“启蒙心态”的清理，并未使我们的文化危机稍有缓解，倒是引发了另一个危机向度——“返本论”的崛起。依然“尊西人若帝天”的现代化运动，与“红旗插上曼哈顿”的“返本”运动合流，其激进的张力更高；“反传统”也一变而为以坏传统糟蹋好传统，大陆上未见有一丝儒家“君子风范”来归，却只闻“痞子精神”大行其道。
承担民族认同界定和厘清责任的知识界，或热衷于“后现代”论说，对中国那座文化废墟继续尽情地“解构”，津津乐道于“民族国家话语”对民族情绪的火上浇油；或言不由衷地侈谈儒佛道，以及所谓“前现代的神圣文化”，只是鲜少有人面对苍凉、遥远而醇厚的古典精华，以客观知识还原出一个属于我们的起源。
此种困境已非一个“启蒙心态”可以解释，也不只是“尊西人若帝天”那么简单。余英时指出，社会学家研究西方各国民族主义兴起与演变，尤其重视一种更隐诲的心理，即“羡憎交织”——现代化竞争中，落后者攀比先进者而形成的心理失衡：理论上平等的师法对象却永远无法企及和比肩，犹如法国之于英国、德国之于英法、俄国之于西欧；特别是俄国，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纪初即起步效法西欧，一个世纪后俄国精英自觉已不在英法之下，而整个十九世纪里“憎羡交织”情绪就在他们当中滋长蔓延，因为俄国知识精英们认为西欧并不完美，而他们却追赶不上，马克思主义便在这个心理氛围中生根，并最后在俄国爆炸，于是俄国师法了西欧两个世纪后终于走上了“反西方的西化”——俄罗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超过西方的“资本主义”而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俄罗斯终于“胜利”了。
余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见余英时著‘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5月初版）一文中，概略爬梳了这种心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雪泥鸿爪，令人信服地诠释出此种心理将俄国推入“十月革命”，而中国又步其后尘的历史微妙。1981年余英时在耶鲁教书时，发表过一篇“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其中说到：
“近代中国虽屡经战乱﹐但并没有遭到中古欧州被“蛮人”征服的命运﹐在文化上更没有进入任何“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在中国的出现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
此文对“五四”的评价﹐也深露“同情的了解”﹐并基本肯定其“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路向。这种态度到八九年他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似有改变，大概因为这种激进化趋势，最终将中国推入“文革”和“六四”﹐恐怕已近乎“黑暗”了。
另一个极为相同的例子是费正清，这位美国学界中国近代史的“霸师”，震惊于“六四”屠杀，竟在临终前推翻自己以往的看法，著《中国新史》“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余英时作序赞为“学人的良知”。
今天的困惑则是，在一个千呼万唤的“太平洋时代”初露端倪之际，雄视这个大洋的中国，以及剑拔弩张的台海情势，会在认同危机的裂变下，去步伊斯兰世界的后尘吗？
＊作者为中国80年代报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运之后流亡美国迄今。授权转载。